一、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商方式,对他们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的清偿、婚姻关系解除时的财产清算等事项作出约定的一种法律制度。夫妻约定财产制起源于西方，为当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做了明确规定，英国、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约定财产制，但是都认可夫妻约定的契约具有优先效力。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19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约定范围、条件、内容、形式、效力及约定后的债务清偿等一系列问题，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法律地位。自此，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要采用约定财产制，无需公证，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以书面形式体现出来就可实行。可以说夫妻约定财产操作上简便易行，然而在新《婚姻法》施行11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仅有 27%、农村仅有 1.1%的家庭希望采取约定财产制，在实践中真正采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见，在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普及与推广极其缓慢。笔者以为，思想观念是制约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广泛施行的重要因素。

　　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商品贸易的自由，贸易自由就必然要求贸易主体之间的平等、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所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就提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满足这种要求。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西方法学学者也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因为婚姻是契约，所以婚姻缔结的主体就有权对他们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于是夫妻约定财产制也就产生了，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夫妻约定财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已经相当成熟。

　　另外，西方国家大多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在西方主导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是《圣经》中的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教义和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这就为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经过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具体地说，他认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和上帝之选召的教义，导致归正教徒也包括清教徒采取一种和中世纪那种主张远离尘嚣苦身修行的禁欲主义十分不同的“现世”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引导人们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中寻求蒙恩得救的可能性。这样就把世俗的职业看作“神召”和“天职”，于是商业和羸利成为神圣的事业，与此相联系的是勤勉、节俭、营利这样一些“美德”。这一切都和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督教教义还宣扬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人无等级贵贱之分，都是上帝的子民;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小民，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法权和机会。“人人平等”的精神资源不仅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形成，而且导致了历史上人民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和斗争。以这种信仰和理念为基础，不难解释夫妻约定财产制发端于西方。

　　三、马克思主义婚姻观认为，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夫妻财产关系是基于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这是夫妻财产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领域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约定财产制，把夫妻之间关系仅仅局限于契约关系，更确切地说把夫妻关系仅仅看做是一种经济关系，这就无形中忽略弱化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因素。男女的结合，经济上的结合固然是重要的，甚至是婚姻的基础，但是感情因素也是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重视。

　　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无私的，相爱的男女应互相信任，结婚不仅意味着彼此人身关系的紧密联系，更意味着财产的合一。所以，人们便会形成一种习惯思维，一旦结婚便不分彼此，结婚即取得无偿占有、使用配偶财产的期待权，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婚姻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一味强化夫妻约定财产，明晰夫妻财产关系，则是对彼此爱情的亵渎。夫妻财产约定容易使夫妻互相猜测，彼此防范，从而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稳定，造成夫妻关系紧张，影响夫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此外，我国的婚姻家庭长期受家族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夫妻所取得的财产应属家庭财产，应用于实现家庭养老育幼的职能。如果婚姻当事人结婚前后进行财产约定，与婚姻的目的相冲突，也表明其不是真心要结婚，而是另有所图，离婚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婚姻当事人进行夫妻财产约定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婚姻当事人采用约定财产制来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积极性。

　　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采用礼法并重的手段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封建礼教在夫妻关系上认为“夫者，妻之天也”，强调“夫为妻纲”，强调封建夫权，妇女毫无独立地位可言，妇女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丈夫是妻子一切行动的准则，这种观念不仅是整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并且被封建社会的礼与法所确认。并且丈夫又长期依赖于封建家庭，在封建家庭中，在人身关系上，夫妻的地位不平等，妻子的地位低于丈夫;在财产关系上，一切财产都属于丈夫或夫家，妻子没有个人的财产，妻子对家庭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和继承权。封建法律规定“子女不可别籍异财”，所以既无独立的夫妻财产更无夫妻财产的约定一说。我们不能无视重伦理、重身份的中国古代礼法传统对婚姻家庭关系长期而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不过百年，要完全与传统割裂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综上，夫妻约定财产制在中国既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历史传统。

　　四、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现实的土壤。现阶段我国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也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要形成的一元化的思想还很要走漫长的路，笔者以为，当前中国虽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但是儒家、道家、佛教等传统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三种思想相互影响，到底会让中国形成一个怎样的定型一元化思想，还需要很长的实践才能看得清。这种情形下，纯粹一元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形成的夫妻约定财产制要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融合为一体，本身就是异常艰难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没有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依托，也没有定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基础，所以夫妻约定财产制就必然很难推广、普及。

　　当然，目前我国香港地区实行分别财产制，澳门地区规定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作为中国一部分，他们实施这些制度为什么不受传统的干扰呢？笔者认为，香港澳门地区作为殖民地经历百年，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实施了百年，并且地域面积小，人口不多，所以比较容易与传统分离。但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约定财产制的不普及，就充分说明，传统的力量要比外来的影响强大的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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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
浅论法官之公正

孙建平

我国首席大法官肖扬院长曾经说过, 公正是法院审判的生命所在。同样，公正更是人民法官的定位器，是法官追求的终极境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基本标准是：不仅要实现诉讼结果的公正，即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准确，实体处理得当，还要实现诉讼过程的公正，即审判公开，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力求通过自己的渊博学识、较深的社会素养、强烈的竟业精神和踏实的工作达到自己终极目标----司法公正。笔者试从分析如何提高法官的自身素质入手，阐述法官的定位和公正问题。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没有公正，司法便失去存在的价值。现代意义的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平，二是正义。公平，要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正义，要求司法活动追求科学和真理，摒除邪恶与反动，实现文明。公正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之一，是文明的要求与象征。法院之所以在社会上成为最受尊重的机关，就是因为它代表着公正。法院作为社会终极裁判者,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终维护者,是处理案件、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公众需要公正、期待公正, 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催动力之一, 否则公民或法人的纠纷完全可以自行了结,无需耗费人财到法院诉讼。公正还是一种信念, 是当事者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和判断, 要不为什么我们要公开审判,就是要让公众消除对审判“暗箱操作”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疑虑, 尽管最后的裁判不一定达到了实际上的公平。《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就将“保障司法公正”摆在首要位置，可见司法公正的重要所在。
二、法官的自身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素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法院在某些方面离司法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法院要追求司法公正的形象，就必须保持中立无偏，而裁判者的自身素质是与司法的被动性密切关连的。法官这一主体因素为核心来加以思考并进行一些制度上的设计与调整。实际上，法官是实现司法改革的目的——司法公正这一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一）、为人民服务必须在审判中体现出来，法官必须树立“审判就是服务”的理念。法官要注重观念的转变，树立一种服务的观念。这一提法可以说是丰富了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的内涵，把实现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从一种理论高度归结到服务这种具体的模式上来。使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由内在的、抽象的东西成为了一种机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事物，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也就归结、转化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这就是司法机构公正、高效的服务。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法官的司法技能再高、法律水平再精、法律思想再深，他们或许无力评价。但是，他们最有资格以一个通达之人的心态评判法官的行为是否对人民、社会有好处，是否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权利实现，是否做到了公正适用法律。这种评价是最权威的。当然，如果一些法院落实服务理念的结果，使司法不再是独立、公平、权威的司法，或许“最满意的服务”会成为最凶的“法治杀手”。中国人民吃尽了法治不彰、司法不独立的苦头，而前些年出现的所谓“主动服务”、“保驾护航”、“法律咨询”、“寻找案源”、“参与中心工作”、“下乡收税费”等，又着实把法治的萌芽吓了一跳。当前，虽然上述问题减少了，但当地政府仍然把法院当作其一个职能部门，法院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政府分派的任务，如招商引资、参加某些工作组等，我们期待着尽快恢复法院的宪法地位，即一府两院。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服务”仍然被理解为法院不独立、受制于人的代名词。 澳大利亚前任首席大法官布伦南爵士曾指出，法院不是“人民的法院”，而是“为人民的法院”。这一精辟阐述既体现了独立审判的工作方式，又揭示了法院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对服务型法院理念的一个有力支持。 美国的“五好法院”都反映出了“法律为民众服务”这样的理念。（二）、法官的综合素质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譬如甲法官谈吐文明、举止得体,而乙法官出言不逊、衣着不整, 案件由甲法官办理,当事人一般觉得比由乙法官办理会更公正一些。笔者所在的法院院长就再三强调：开庭时，法官必须着法官袍，书记员必须着制服，佩带徽章；上班期间必须着法官服。这正体现出了法官作为法官角色这一特殊社会形象所具备的最基本素质，表现出了法官的较高涵养和浓厚的法院文化，这就是法官素质反映出来的表现公正。法官应是学识渊博、知识结构完整的,是精通法律的、有较高逻辑思维能力的,是有修养的、儒雅性的,是有强烈敬业精神的、有职业自豪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精英群体,应是具有足以让不同场合的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的社会群体。但目前我国的法官队伍素质现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素质都有差别,非正规法律院校毕业或没有经过比较系统、严格司法培训的法官占整体法官队伍的大多数。社会公众没有视法官为特殊群体,没有视法官为公正的化身。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法院许多方面改革的深入, 也成为法院许多改革难以取得实效的合理托辞。但是目前随着《法官法》的修改，晋升法官前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一职业准入的提高，上述现象已明显改善。同时也说明了法官的高素质化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所在。
三、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官的定位所在。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法官的个性犹如中国法院判决书的书写模式一样----千篇一律，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因而中国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法院评“办案能手”往往是看办案的数量，严重忽视上诉率问题。笔者认为，上诉率低的法官才是办案能手。因此建议将上诉率和案件质量作为衡量法官能力的重要判断依据。一般而言，上诉率低，说明当事人对法官的判词认可，服从法官的理据，因而不行使上诉权。依照笔者的经验，当事人之所以提起上诉，主要原因是一审法官的判词没有正确表达，或说理不透，或自相矛盾等等。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衡量法官的学识和判决质量水平是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重要所在。法官的人格魅力是法官内在道德涵养的综合体现，而法官的人格魅力对于公正审判的实现或某些制度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指出，由于“吸收了大陆传统自成一个专业系统的日本司法官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威信，一般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与公正性抱有很强的信赖感。法官能够独立地执行其职务，很少受律师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美国联邦系统的法官和德国的法官也是如此，这使他们有可能发挥‘管理型’的作用”。此外，在我国马锡武在诉讼制度史创造的“马锡武审判方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并广为流传，与其本人公正廉洁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当然那种审判方式是顺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在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审判方式改革，并有着较好的审判环境，作为法官必须廉洁自律、清心寡欲、增强学识，审判公正，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进而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以期达到法官心中的公正。
总之，法官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威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通过自己的工作---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案件并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肯定，才得以做到公平正义，即法律的公正所在，也是法官定位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实现司法公正所在。


（作者单位 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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