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

赵尊科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深入，为已经和将要进行的各项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成为当务之急。一系列事实表明，对各项司法改革最好的诠释应当是践行现代司法理念。法官作为践行现代司法理念的主力军，不但应当具有现代司法理念，而且要学会用现代司法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逐渐形成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思维方式。本文拟就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诸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

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指出，现代社会可以被称为“陌生人社会”，它的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关系交错、成分复杂，是大型复杂的社会。 “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合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不再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注1]利益的多元化和冲突的无所不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规范和规范意识对于保持现代社会的公正、有序显得尤为重要，法律规范这一特殊的公共规范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现。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需要依赖于司法者的运作。所以，司法者的素质对于法律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具有现代司法理念是对法官素质的基本要求，也是时代对于法官的召唤。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有一种陌生感。“现代司法理念”这个词是在近几年才出现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有自己的现代司法理念吗？它与西方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同一的吗？我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现代司法理念呢？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感觉很窘迫。
法学界对于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进行了初步分析，有的学者将其表述为：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程序正义、司法消极主义，并将其定义为最基本的司法理念；[注2]有的法官则认为，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包括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司法效率、司法廉洁、司法程序和司法职业化。[注3]
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8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法官职业化意见》）要求法官要增强八种职业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二是审判独立意识和中立意识；三是平等意识；四是司法公正意识；五是司法效率意识；六是自尊意识；七是司法文明意识；八是司法廉洁意识。职业意识属于司法理念的范畴，尽管《法官职业化意见》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职业意识属于现代司法理念，但它为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
笔者认为，分析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要紧紧把握“现代”二字，它既应是对传统司法理念的扬弃，又应具有一些特有的内容。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廉洁。公正、平等是司法永恒追求，廉洁是对司法者的一贯要求。所以，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廉洁属于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理念的精华，现代司法理念当然应当包含这些内容。
二是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审判独立原则，审判独立便意味着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只有实现了司法独立，审判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权力的干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同样地，只有实现了法官独立，法官的身份才有保障，法官才能敢于并真正对审判负责，才能真正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在我国，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还未完全实现，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司法理念也未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三是司法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举了一个孩子们分蛋糕的例子来说明程序对于结果（实体）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此例子中可以通过“一个孩子切蛋糕，另一个孩子先拿一块”的程序来解决公正的问题，这个公正的程序决定了公正的结果。由此可见，程序公正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失去了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便无从谈起。因此，判断法官的决定是否正确，首先要看作出这种决定的程序是否正确。司法程序公正还意味着作出司法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只能是通过证据规则推定的事实，而非客观事实。
四是司法消极。司法本身是一种争端解决机制，但“社会上发生的所有纠纷并不都是通过审判来解决的，……在现实中没有通过诉讼就得到解决的纠纷不计其数，……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涉、第三者的斡旋以及调解、仲裁等‘准司法机关’而达到解决的，与通过审判解决的相比，占压倒多数。”[注4] 司法消极意味着要防止司法权的过分扩张，重视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机制，不能企求将纠纷集中到法院进行解决，法律不是万能的，法院也决非无所不能。司法消极还要求法官要摒弃强职权主义的做法，将应当由其他诉讼参与者所做的工作交还出去，回到“坐堂问案”上来，避免对诉讼事务大包大揽。
五是司法效率。英国有句古谚：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由此可见，司法拖延也是一种不公正。司法活动应当提高工作效率，充分体现诉讼经济的原则，让一个向法院寻求援助的人早日得到援助。最高人民法院已将“公正与效率”作为21世纪的工作主题，司法效率作为一种现代司法理念，正逐渐为广大法官所理解和接受。值得注意是，“与低效率代价惨重的教训相比，这另一个教训就不甚为人熟悉、不甚明显了，它就是：高效率的代价亦是惨重的。”[注5]“萝卜快了不洗泥”，片面追求高效率便难以保证司法的质量。所以，对司法效率的正确观念应当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办理案件就是有效率的。

二、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

法官应当具有法律思维方式，即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问题。法官思维的基石是现代司法理念，它决定着法官的思维方式，也是检验法官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标准。
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以法律至上为核心，这是法官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法官的工作就是按照法律的原则解释法律，通过审判活动实现法律的价值。换句话说，法官是法律的忠实仆人。
（二）以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分析为基本内容。法律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它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来指引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如何行为、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构成了法律规范的内容。法官思维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进行分析，确定法律权利的享有和法律义务的承担。
（三）“以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理由优先于结论、合法性优于客观性为基本原则。”[注6]
1、 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原则。纠纷的存在决定了人类必须寻找解决纠纷的机制，法律以及由此而来的司法便是人类认同的解决纠纷机制之一。法律解决机制不是尽善尽美的，人类也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解决机制。同其他解决机制一样，法律解决的过程和结果之所以为人类所接受，是因为其形式合理性。法官的工作首先是按照证据规则审查所有证据，然后用有效证据推演出法律事实，最后适用法律作出决定。法官作出的决定过程和最终的决定只要是合乎法理的，就应当被认为是正确的，尽管此决定可能实质上并不合理。
2、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原则。它要求法官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对案件实体作出判决，坚守“违背法律程序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观念。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上来看，程序公正并非实体公正的附属物，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
3、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原则。法律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它一方面要求法官对于相同的情况必须作出相同的处理。例如在刑事案件中，某法律规定，偷窃他人财物500元者，处拘役6个月。现在有两个人：甲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天在邻居那里偷了500元；乙因母亲病重无钱医治，为付药费而偷了杂货店500元。对以上两人就必须按照同一法律标准去判处，这样才能体现普遍正义。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应当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溶合于审判实践中，立足于普遍正义去追求个案正义。
4、理由优先于结论原则。法律思维要求能够支持结论的理由要符合两个条件：一要公开，二要合法。“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寻找最佳理由的过程”，[注7]是由最佳理由得出结论，而非先有结论再去找最佳理由。
5、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原则。司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事实的真象，而是解决纠纷。法官裁判所依据的事实也不可能是客观事实，而只能是拟制的事实，即法律事实。如甲借了乙5000元钱，乙不慎将甲向其出具的借条丢失，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或其他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在法官思维方式下确认的事实只能是“甲借乙5000元钱的事实不能认定”。这一结果对于乙来说，相当于甲没有借过钱，乙可能难以接受法官的这种确认，但从法律角度衡量，这种确认和依此作出的裁决却是合法的。
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其他主体的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
1、立法者。立法者主要通过立法活动来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和资源分配问题。其思维方式有以下特点：（1）遵守宪法的基本原则；（2）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法制的统一与尊严；（3）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4）发扬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5）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6）保持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的废、改、立相结合；（7）肯定既得成果与前瞻性、创造性相结合；（8）总结现实经验与借鉴历史和外国经验相结合。而法官思维方式则要求应忠实于立法者制订的法律，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所述，司法者的职责是jus dicere而不是jus dare，也就是说，只是解释和实施法律，而绝不是制订或更改法律。
2、法律学者。法律学者的思维可以用批判性和理论性来概括。一方面，学者总是用挑剔的眼光看待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学者主要思考法律文字背后的东西，力求在不懈地思辨中构建新的理论大厦。“司法官不必扮演学者，过于热衷于对现行法进行批判和突破，也不必充当立法者甚至救世主，试图通过个案开创法律的新纪元，对其素质的基本要求是忠实于法律和对案件及当事人负责。”[注8]
3、律师。如果把法官比作运动场上的裁判员，律师则相当于运动员。 “律师思维方式的核心是运用法律概念进行思考并以法律许可的方式解决问题。律师不关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只关心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杀人偿命和借债还钱这些民间铁律对律师的思维没有约束力，一些颠扑不破的世俗传统原则，会在律师提出的诸如时效、主体资格、管辖权、法律程序、不可抗力、情势变迁等利器的一轮轮攻击下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注9] 由此可以看出，律师的思维方式是攻击型的，意在反驳对方当事人，维护其所代理的当事人的权益；法官则是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的，其思维方式是居中裁判型的，意在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依法作出裁决。
4、行政官员。 关于法官思维方式与与行政官员的不同，“英国法学家韦德曾有过卓见：司法判决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是依政策作出的。法院尽力从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行政官根据公共利益找出最有利、最理想的答案。……法官与行政官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法官的方法是客观的，遵守着他的法律观念；行政官的方法是经验式的，是权宜之计。”[注10]郑成良教授也指出，政治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表现为平衡、妥协、制约。
5、公众。公众思维方式的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判断，将善与恶、好与坏作为衡量标准，区别于法官的法律标准。二是追求客观，关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即客观真实，区别于法官的法律事实。

三、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的传统和现实压力

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如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方化了的中国法律一样，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并不为人们所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它仍然显得十分另类、标新立异。
一方面，社会对司法进行道德性评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流的思维方式，这种道德性评判排斥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使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审判变成了冒险。广东省四会县法院法官莫兆军曾在2003年被逮捕，起因是一起借款纠纷案中的借据系原告用胁迫的方式取得，莫法官按照证据规则，在被告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被告败诉的判决。作为被告的两位老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选择了自杀，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司法机关的介入下，证明此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确与客观事实不符。在一片谴责声中，莫法官被绳之以法。莫法官判案的思维完全符合司法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符合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在法律面前，他是个合格的法官；在道德判断面前，他却成了倍受指责的罪犯。
另一方面，法官所处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巨大压力。 “在中国，法院是单位，法官是干部，这是在结构和制度设计上给定的。这一前提决定了法官自己作为在法院这个单位中讨生活的人，他所审理的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同一体系和制度内的另一些单位中人或者是另一些单位。法院的办公用房、车辆、设备，法官的住房、工资、福利及升迁都依赖于这个体系和制度；而法院、法官审理案件则需要与这个体系和制度内的其他单位打交道，并依赖这个体系和其中的单位：取得上级党政领导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党组织及人事、保卫部门的支持。在这一体系和制度中，法院、法官与当事人必定有共同的领导，这一领导对法院、法官和他们的当事人都可以行使权力；在一些案件中，法官，甚至是法院只起着履行手续的作用。处在这样的体系和制度中，作为单位的法院，在审判、政治与社会保障三个功能中，弱化的是审判功能；作为干部的法官，在‘突出政治’、‘哪里需要哪里去’、‘干一行爱一行’的要求和‘级别决定待遇’、‘领导决定前途’的条件下，不存在职业认同。”[注11]在这种环境下，现代司法理念以及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很难为广大法官所固守，法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地是在法律之外，而非法律本身。

四、法官的现实选择

1、通过审判培养公众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使现代司法理念在公众中生根、发芽。
印度有句谚语：尽管牛行得很慢，但是地球有耐心。社会公众接受现代司法理念，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坚持用现代司法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开展审判工作，以此来影响公众思维。因为“法律思维需要运用公众思维的基本形式将法律语词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话语系统，进而建立特定的话语权威。所以，法律思维的内在力量仍然来自于公众思维，它必须使公众感受到其内在的公共逻辑。”[注12] 事实证明，审判是传播现代司法理念和法律思维的有效途径。全国模范法官李增亮在被问及如何解决法律理论在现实中难以付诸实施的问题时说，要将普遍性的理论与浓厚的乡土习俗有机联接：对善良的风俗运用法律原则予以认可，对那些与法律精神相悖的习俗，通过判决予以否定，并通过对当事人的循循善诱，把法律的理念注入乡土习俗中，培育法律生根的土壤。李法官已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法律理念和法律思维也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2、坚持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理念指导自己的思维方式。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号）



　　《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8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8月1日



山西省信息化促进条例

(2013年8月1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快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规范信息化行为，保障信息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信息安全保障等活动。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统筹协调机制，制定信息化发展政策和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逐步增加信息化投入。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投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统筹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公安、国家安全、财政、教育、商务、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广播电视等部门以及省通信管理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鼓励和支持信息化研究与创新、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信息化知识的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对在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经批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业务、网络和终端等层面的融合。

　　第九条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统一标准，实行集约化建设和管理，提高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利用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拆除、迁移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

　　第十条新建建筑物内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信息管线、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信息管道，应当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与建设项目同时施工。

　　建筑物驻地网应当对电信、广播电视、互联网业务经营者和其他驻地网建设者，实行平等接入。

　　第十一条固定资产投资类信息化项目的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规定，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办理，并将办理结果告知信息化主管部门。

　　政府投资的固定资产类信息化项目和涉及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的非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有关投资部门或者建设单位应当将办理结果告知信息化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从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等信息化服务和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和资格。

　　建设单位不得将信息化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同一信息化工程的施工和监理，不得由相互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会同省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信息化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本省信息化建设标准和技术规范并监督实施。

　　第十四条信息化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信息化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对信息化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五条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信息化工程进行绩效评价，将评价结果作为申请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信息化工程项目的主要依据。

　　第三章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与空间地理、宏观经济、文化等基础信息数据库，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

　　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七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统一规范的政务信息资源的相关标准、共享目录，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完善共享交换体系。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或者本单位信息共享目录，向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提供相关信息，并依法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八条国家机关应当遵循一个数据一个来源和谁采集、谁更新、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资源采集、维护、更新，避免重复采集、多头采集。

　　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采集信息，应当征得被采集人同意，说明信息的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信息，不得非法披露所采集的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将获取的信息提供给他人。

　　第十九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鼓励和支持对信息资源的公益性开发利用，引导和规范对信息资源的增值性开发利用。

　　鼓励和支持信用服务机构依法采集、整合信用信息，为社会提供信用征信、评估评级、信用管理等服务。

　　第二十条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拥有公众信息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篡改、毁损和丢失。

　　公民发现泄露个人身份、散布个人隐私等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受到商业性电子信息侵扰的，有权要求服务提供者删除有关信息或者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同时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采集、使用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更正、删除与其相关的不实信息。

　　第四章信息产业发展

　　第二十一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加大对信息产业、示范企业和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发展集成电路、软件、高端元器件、电子设备等基础产业，培育有特色的信息产业，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支持信息产业基地和园区建设，加大对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


　　第二十二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信息产业发展目录，定期公布信息产业关键技术名称和产品指南。

　　第二十三条符合条件的从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的企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减免、投资融资、土地使用、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四条设计、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应当采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材料、技术和工艺。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集中处理废弃电子信息产品。

　　第二十五条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研究、开发、推广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鼓励和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信息化人才实习、培训基地，合作培养人才。

　　第二十六条培育、发展信息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信息技术成果转化。

　　第二十七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信息产业市场的监督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信息技术应用与服务

　　第二十八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地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确定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发展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试验区和示范企业，加快信息技术区域、行业、企业的示范应用，建立健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估体系，推行企业首席信息官制度，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项目的企业，应当组织专家对项目的需求与效益、实施基础、技术方案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送信息化主管部门，作为信息化主管部门支持企业开展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依据。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信息化共性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服务等专业公共服务机构发展，支持面向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信息化外包服务业发展。

　　第三十一条鼓励采用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和信息化科技工程建设，加快煤炭、冶金、装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升级改造。

　　鼓励采用信息技术培育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推动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农村文化生活等方面，推广应用信息技术，促进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

　　第三十三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和完善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推进信息技术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内部办公和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应用。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各类教育水平。

　　高等院校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

　　第三十五条鼓励和支持电子商务建设和应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服务、安全认证、在线支付和现代物流等支撑体系，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第三十六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教育、卫生、广播电视、气象等部门以及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及时、准确提供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信息服务。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适合残疾人使用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应用，为残疾人信息交流提供服务。

　　第三十八条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

　　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调查、分析、预测和评估，定期发布评价报告。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及时提供相关数据。

　　第六章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提高信息安全风险防御能力和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第四十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安全警示、宣传教育等管理制度，明确信息安全管理人员，保障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第四十一条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依法向公安机关备案，并根据安全等级进行建设、测评和整改。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安全分级保护和信息安全系统建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和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基础信息网络，以及航空航天、油气管网、电力系统、水利枢纽、城市设施等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四十三条信息安全系统应当与信息化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采用依法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所需经费列入工程预算。

　　第四十四条从事安全运行维护管理、风险评估、等级保护等信息安全专业服务活动的，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第四十五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系统，加强对信息内容的安全监管，防止违法信息的传播。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应当合法、真实。

　　第四十六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发生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迅速采取措施，降低损害，防止事态扩大，保存相关记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新建建筑物内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信息管线、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信息管道，未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并与建设项目同时施工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该项建设所需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等信息化服务和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由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标的价款百分之三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信息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由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获取信息，非法披露、非法出售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向他人提供所获取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