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

1949年11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

第一条 为了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与劳动政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一切私营工商企业。
第三条 私营企业主（以下简称资方）与被佣用之工人职员店员学徒及杂务人员（以下简称劳方）之间的关系，凡属本办法未规定者，得由劳资双方协议，签定集体合同或劳动契约规定之。但集体合同或劳动契约不得与本办法之内容相抵触。
附注：集体合同系为规定劳资双方之权利义务的一定时间的书面合同，在同一行业之劳资双方，可订立同行业或产业之总的集体合同，在一个工厂企业中的劳资双方亦可订立单独的集体合同。劳动契约为规定某一工厂企业中之一部分劳动者或某一个劳动者与资方之具体劳动条件的契约。
第四条 劳方有参加工会及一切政治及社会活动之自由与权利，资方不得限制。劳方有受雇解约之自由，资方不得强迫劳方受雇。劳方如中途辞职，在集体合同与劳动契约上有规定者，依规定办理，无规定者，须于辞职前五天通知资方。
第五条 各工商企业之管理规则及工作场所之工作规则，由资方拟定经工会同意送请人民政府劳动局备案后，劳方须切实遵行。如有违犯上述规则者，资方有按规则中之规定给以处分或解雇之权，各工商企业之管理规则及工作场所之工作规则，不得与人民政府颁布之法令及劳资双方签定之集体合同相抵触。
第六条 资方为了生产或工作上的需要，有雇用与解雇工人及职员之权。资方解雇工人及职员，在集体合同及劳动契约上有规定者按规定办理；无规定者须于解雇前十日通知劳方并酌给劳方若干遣散费。遣散费之数额应按工厂企业之营业情况与职工在本企业工作时间之长短而定，最低不得少于半个月的实际工资，最高不得超过三个月的实际工资，但季节性工人、临时工人及因工人职员的过失而解雇者不在此例。
第七条 工会认为资方对工人职员之处分与解雇不合理时，有向资方提出抗议之权。如资方不接受抗议，得依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解决劳资争议手续处理之。
第八条 所有工厂商店已开工复业者，须努力经营；未开工复业或未完全开工复业者，须力求开工复业；如因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不能开工复业或须歇业转业者，须向人民政府申请批准。
第九条 凡在解放后，资方复业招雇职工时，曾因参加革命政治活动而被解雇之职工应首先复工；其他在解放前六个月内被辞退之原有职工，应尽先录用或逐渐补用；但因过失被解雇者不在此例。
第十条 资方招用原有职工时，须采用书面通知和登报通知的办法。原有职工须于接到书面通知十日内（未接到书面通知者，自登报之日起半个月内）报到并按期到厂工作，否则作弃权论。资方在原有职工不足复工之需要时，得另招新职工；但在资方并未添用新职工时，原有职工一般不得提出强行复工的要求。
第十一条 资方已得政府批准而停工歇业时，如无力偿还所欠职工之工资与解雇费或其他债务者，须报告劳动局，由劳动局召集劳资双方协商合理办法处理之。资方所有之房屋、机器、原料、家具等，均不得迳交劳方或工会处理，劳方及工会亦不得自行接收和分配上述财产。
第十二条 职工每日劳动时间以八小时至十小时为原则。如因生产需要或有害职工身体健康之生产部门，得由劳资双方协议增加或缩短。但职工工作时间之延长，每日最高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手艺工人、店员、学徒及一般杂务人员的劳动时间及休假，原则上均照旧例。但工作时间过长，影响职工身体健康者，应酌予缩短。
第十三条 年节及纪念日假期，人民政府已有规定者依规定，无规定者依习惯。休假日及事假，暂时均照各个企业的旧例办理。如有不合理者，在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时由双方协议在合同中规定之。
第十四条 劳方参加工会开会及其他娱乐教育活动，均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工厂中的工会组织负责干部如有必要占用生产时间，须取得资方同意，但平均每月不得超过两个工作日，工资照发。如职工根据市政府、军管会、市总工会之指示，被选为人民代表或团体代表参加会议者，在参加会议期间之工资，由召集会议之机关或团体发给。
第十五条 在新解放的城市，资方须保持职工在解放前三个月之实际工资平均水准，不得降低，同时在目前凡属生产或营业不发达及利润低微之企业，一般亦不应增加实际工资。如解放前工资过低或过高者，得由劳资双方在订立集体合同时协商酌量增加或减少之，但须经当地人民政府劳动局之批准，方为有效。
附注：本办法所称之实际工资，系包括资方所给与之伙食、补贴及其他待遇在内，用实物计算出来之职工总收入。
第十六条 工资发给以每月两次为宜。
第十七条 为保障职工实际工资免受物价变动影响起见，须由当地人民政府统一公布以物价指数、或以数种实物价格为计算工资的标准。
第十八条 在规定之工作时间以外的加工工资，应高于平时每小时之工资额。
第十九条 凡男女职工有同等技术、作同等工作、效力相同者，应得同等之报酬。
第二十条 各企业原有供给职工膳宿及分红馈送与其他奖励等习惯者，均得维持旧例，如有不合理者，由劳资双方协商在集体合同中修改之。
第二十一条 学徒与养成工之津贴及其他待遇，一般按旧有规定，其过于恶劣者，应有适当之改善，由劳资双方在集体合同中规定之。
第二十二条 学徒及养成工与技术或业务知识传授人（即师傅）间，应严守尊师爱徒原则，学艺者须尽心学习，努力生产，传授者须尽心传授，禁止打骂虐待。
第二十三条 女工及女职员生育前后休息时期及对乳儿的哺乳时间，旧有规定者，照原规定办理，如尚无规定或规定过少者，应规定生育前后休息共四十五天；小产、怀孕在三个月以内者，休息十五天，怀孕在三个月以上者，休息三十天，工资照给。乳儿哺乳每四小时哺乳一次，每次十五分钟至二十五分钟。
第二十四条 各企业已有之职工福利设施，一般照旧，未举办者得由资方斟酌经济力量逐渐举办。凡职工之进行工作而致受伤或死亡者，在医疗期间，应由资方照发工资并担负其医药费，凡职工因工受伤而致残废或死亡者，资方应给以一定之抚恤金，其数额由劳资双方协议在集体合同中规定之。职工病假期中的待遇及职工因病死亡之抚恤费，照各企业旧有之规定办理，如原来没有此项规定或规定过低者，得由劳资双方协议在集体合同中规定之。
第二十五条 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时，应由各行各业订立总的集体合同，各个企业工厂可根据总集体合同订立单独之集体合同。总集体合同应由各业劳方之工会代表（在工会未成立时由该业职工代表会议选出之代表）与由资方之同业公会会员所选出之代表在自愿平等之基础上协议签订之。此项总集体合同须经人民政府劳动局批准。所有该业参加签订集体合同之劳资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在总合同签订之后，该行业中之各个企业劳资之间可根据总合同订立单独的集体合同，如有特殊问题在总集体合同中未包括者，可在该企业之单独集体合同中作补充之规定，但此项补充规定不得与总集体合同之内容相抵触，并须经该行业的工会组织及同业公会之同意。订立集体合同之详细办法由劳动局另行规定之。
第二十六条 各企业职工如未订立集体合同或在集体合同之外向资方提出要求者，应事先经由该业工会与市总工会审查，并由该业工会与市总工会派人会同该业之职工代表向资方或资方之同业公会交涉，以平等协商方法，订立协定，由劳资双方共同遵守之。
第二十七条 在某一企业之劳资双方发生争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应由劳资双方请求该业工会与同业公会派出之代表会同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解决之，如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任何一方得请求当地人民政府劳动局调解之。调解无效得由劳动局组织仲裁委员会仲裁之。在协商调解仲裁未成立前，双方均应维持生产原状，资方不得有关厂、停资、停伙及其他减低待遇之处置；劳方也应照常生产与遵守劳动纪律。劳资双方之任何一方对劳动局仲裁不服时，得依司法程序向法院提出控诉，由法院判处之。在法院未判决之前，双方均应遵照劳动局仲裁之决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劳资争议均应按上条规定之手续解决，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对方采取人身侮辱等之强迫行为。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之解释权与修改权，在军管时期属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时期结束，属人民政府。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当前人民法院为民司法的工作原则，由于调解给当事人带来判决所难以实现的诉讼收益和关系修复，调解成为当事人自愿选择或者司法人员引导选择的优先性纠纷解决方式。人民法院贯彻调解优先的规范依据既有某部法律针对特定类型纠纷解决之需要所确定的立法性规范，又有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社会诉求和司法经验所设立的司法性规范，因此，司法人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践行调解优先原则既是对法律规范的遵循与适用，又是对业务规范的理解与运用。根据当前的调解适用实践来看，调解优先存在诉前调解、庭前调解、当庭调解、庭后调解和判前调解五种实践形态。下文笔者结合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将此五种形态予以类型化归纳、分析和表述。

　　一、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是人民法院针对待受理案件的案情所进行的调解。诉前调解起着过滤纠纷进入诉讼程序的作用，根据“损害就应该呆在原地”的法谚，当纠纷在法院受理前被人民法院所化解，那么，由损害发生所引起的各种损失将得到有效地减少。诉前调解的启动、进行和成功常常取决于司法人员对于待受理案件调解成功几率大小的甄别和判断，这需要司法人员结合自身的调解知识、经验和技术乃至人格魅力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然而，并非所有待受理案件都需要进行诉前调解，对于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技术性强等案件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此时若进行诉前调解，既加重了当事人所认知的“起诉难”感觉，又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值得质疑的是：有些纠纷的案情很简单，但由于当事人的负气心理，坚决不同意和对方合作解决在“他者”眼中不应该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由于调解需要满足当事人自愿的本质，对于这些当事人以诉来实现自身诉讼利益最大化或降低对方争讼利益最小化的纠纷，司法人员很难通过时间、精力和智识来进行诉前调解，以节省宝贵的司法资源和降低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消耗。

　　二、庭前调解

　　对于难以成功地实现诉前调解了事的纠纷，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旦纠纷进入诉讼程序，那么，当事人就需要在遵从法律规范和遵守诉讼规则的前提下合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较之诉前调解而言，当事人地位的法定化差异必然引起当事人内心的变化、认识的慎重和行为的选择，由于诉讼结果并不一定是自己诉求得到法律认可的产物，且出于其争讼行为造成诉讼利益不断减损的考虑，有些当事人情愿以调解了事来实现自身生活的安宁或者在司法人员的合理引导下理性选择调解了事以避免拖诉给自身造成的额外损失。

　　然而，庭前调解有其适用的限度和成功的概率，实践中，通常存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于实现自身利益或者对抗对方诉求的“自信”，若不经过严格的庭审将难以实现其主张，因此，庭审的博弈预测将是当事人是否选择、促进和实现庭前调解的重要考虑因素。同时，有些纠纷就难以进行调解，如保险公司理赔的纠纷，保险公司出于道德风险的防范，其不愿意对调解案件进行理赔，虽然法律明文规定调解与判决具有同一的法律效力，但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限制了庭前调解乃至整个调解体系功能之发挥，因此，庭前调解并非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其需要司法人员在遵循节省司法资源和提高裁判效率的思路下有针对性、选择性和能动性地娴熟运用。

　　三、当庭调解

　　当庭调解是在法庭主持当事人在完成举证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后进行的调解。由于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的主张已经以其出示的证据得以客观的表述，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也能够有针对性的表述，审判人员对当事人证据的效力以及采纳情况也将予以说明，紧随其后的法庭辩论也能够充分的表达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内心意见，那么，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的主张能否得到法庭的支持已经在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心中有了可靠的预测。在当事人难以再有那种证据“自信”的心理后，法庭的调解可以说是为当事人提供了可以选择调解了事的交流平台，由于当庭调解多由法官引导当事人进行理性磋商，“理亏”的或者丧失“自信”的当事人并没有丧失其“面子”利益，相反，与对方合作性解决纠纷反而可以表现出自己的通情达理，并且可以在证据已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诉讼利益。

　　由于当庭调解是法官在征求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必经的程序，因此，虽然当庭调解程序的启动可以由审判员依职权启动，但当庭调解的进行和成功仍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实践中，部分当事人不愿意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而且常常会声称自己的主张还有证据能够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这就需要法庭依法确定证据提交的期限，此时，当庭调解可以为以后的调解或者判决向当事人打了“预防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事人因不服裁判结果而选择非法行为。

　　四、庭后调解

　　庭后调解是指审判员在开庭审理后主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进行的调解，这种调解既可能审判员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主持的调解，也可能审判员在开庭审理完毕后主持的调解。庭后调解给了当事人在明了诉讼态势后一段合理的期限去思考和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机会，是对当庭调解的息讼效益的强化，审判员若能够不失时机地对能够调解结案的纠纷进行调解，那么，就能够有效地避免因调解无果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引发判决结案的后患。由于以调解化解当事人间纠纷具有让当事人“心服——自律”的效果，因此，庭后调解就具有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当事人在庭审完毕后，或出于脸面利益的顾及，或出于证据穷尽的无奈，理性的当事人当然愿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在审判员的主持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征表出自己的通情达理、换取对方的宽容谅解、减少自己的利益损失。

　　五、判前调解

　　判前调解是指审判员在已经形成判决意见后根据个案可能存在判后隐患问题而进行的调解。行文至此，也许给读者一种“久调不判”的感觉，甚至是将调解优先原则推向了极端，并且违背了调判结合的原则。下文笔者简述一个真实案例来证明审判员对个案进行判前调解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一名老年妇女起诉与其丈夫离婚。该妇女自2001年其就与同村的另一名男子外出打工同居生活，然而，针对被告提出原告与第三人同居的事实，原告坚决不肯承认，被告一气之下不再参加庭审，并表示绝不离婚。在后来的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已经成年的三个儿子均证实了原告与第三人同居十余年的事实，由于原告坚决要求离婚但被告不同意离婚，审判员在足以证明原、被告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支持情况下形成了判决双方离婚的意见，并且在判决书中确定了原告与第三人同居的事实。鉴于以往因离婚未使双方满意而发生凶杀案的事实，为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审判员通过双方的成年儿子向双方作思想工作，被告同意离婚但要求原告给予损害赔偿，但原告愿意给付生活困难帮助费但必须删除其与他人同居的表述，当审判员得知原、被告的想法时民事判决书已经制作完毕。此时，审判员说服其儿子，被告在其子的陪同下来到法庭和原告进行调解，最终，被告在原告给付其5000元现金的情况下同意离婚，原告也拿到了隐去自己与他人同居事实的民事调解书。

　　从本例中，可以解读出审判员针对个别纠纷进行判前疏导工作乃至判前调解工作的必要性，由于判决必须受到“起诉权约束裁判权”的限制，那么，被告难以获得离婚损害赔偿；同时，基于判决必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作出，那么，原告与他人同居的事实必须表述于判决书中，然而，审判员在判决书已经制作好后仍愿意主持调解，调解的结果使原、被告双方均满意接受，若以判决结案而可能引发的隐患得到了消除，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因此，笔者认为判前调解是审判人员在尊重生命、关心结果和注重效果的前提下贯彻调解优先原则的最高形态。

　　结语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当事人程序性终结民事纠纷外，实体性纠纷的处理只能由人民法院采用判决和调解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经历了一种去调解到兴调解的司法实践，调解是人民法院探索在正视社会需求和满足司法诉求的有效途径，就本文调解优先的五种实践形态而言，诉前调解至判前调解的司法资源消耗依次增加和纠纷解决效率依次降低，然而，难能可贵的判前调解成功实践却征表出司法人员贯彻调解优先工作原则的用心程度和人民法院践行塑造和谐社会环境的司法绩效，因此，调解优先是广大司法人员在其裁判思想接受切合本地化生活样态司法知识洗礼后能动的、为民的和妥当的纠纷解决思维、策略和方式。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