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

　　（1991年8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5号令发布，根据1997年12月1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53号令修正，根据2001年1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97号发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等10件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正，根据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32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根据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14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2012年2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1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等15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本市内河港口管理，维护港口正常秩序，充分发挥内河港口的集散枢纽功能，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

　　（一）在本市内河港口从事内河装卸（含堆存，下同）业务的企业、专用码头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二）在本市内河港口从事营业性内河装卸服务业务的单位；

　　（三）在本市内河港口建设码头以及在港区内使用岸线，进行施工作业、从事与装卸生产有关的工程项目的单位。

　　第三条本市内河港口的设置原则是一县、一区（特指浦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嘉定区、金山区，下同）设一港，市区设一港。一个内河港口可划定若干内河港区。

　　第四条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交通港口局）是本市内河港口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上海市航务管理处（以下简称市航务机构）具体负责全市内河港口的管理工作并直接管理市区的内河港口。

　　各县（区）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自辖区内的港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县（区）航务所、署〔以下简称县（区）航务机构〕具体管理本县（区）内河港口。

　　县（区）航务机构业务上受市航务机构的领导和监督。

　　第二章港口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五条本市内河港口发展规划，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和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根据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的原则，并符合上海市总体规划、土地综合利用规划以及江河流域综合规划的总体要求，由市交通港口局负责编制。该规划在征求市规划、土地、水利、环保等部门的意见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本办法所称的内河港区，系指在内河通航水域沿岸具有船舶停泊、旅客上下、货物装卸堆存等设施，为旅客和货物运输提供服务，具有一定的平稳水域和相应陆域的场所。

　　经批准划定的港区（包括已建成港区和规划港区，下同）是港口生产、建设、船舶停靠的专用区域。

　　第七条凡需使用内河港区岸线的单位，必须持下列文件向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县（区）级以上河道主管部门关于防汛安全的审查意见；

　　（三）所申请使用岸线地段的地形图；

　　（四）岸线使用申请单位填写的《上海市内河港区岸线使用申请表》。

　　港区岸线在市管航道内的，向市交通港口局提出申请。

　　第八条临时使用港区岸线的单位，必须向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的程序参照本办法的第七条办理。其中，临时使用规划港区内岸线的，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求河道管理部门的意见。

　　在核准临时使用岸线的范围内，使用单位到期终止使用或者因规划建设需要必须提前终止使用的，应当按港口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负责拆除有关设施。

　　第九条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使用岸线的申请报告及有关文件资料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对经审核批准的，发给港口岸线使用证；对不予批准的，给予答复。

　　第十条凡已获准使用岸线的单位，须在六个月内开始建设或者使用。逾期不建设或者不使用的，应当办理申请延期手续，延期时限为六个月。凡超过延期时限仍不开始建设或者使用的，由原审批机关收回港口岸线使用证。

　　第十一条在港区以外的通航水域内，建设单位需使用岸线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码头及其相关设施的，应当按有关规定申请审批。有关审批机关在审批前应当征得航务机构同意。

　　第十二条在港区内建设码头以外的其他各类工程项目，应当事先征得所在地县(区)以上航务机构同意，并按规定向规划、土地、河道管理等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进行。

　　第十三条港区内的所有单位和进入港区内的船舶、车辆或者个人均应当遵守港口管理和有关安全、治安、消防、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未经航务机构的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移动、拆除、毁坏港区内航务机构设置的设施。

　　第三章港口装卸管理

　　第十五条内河港口装卸分为营业性装卸和非营业性装卸。营业性装卸系指在内河港口为社会服务，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装卸业务及为装卸服务的业务；非营业性装卸系指在内河港口为本单位或者本身服务，不发生各种方式费用结算的装卸业务。

　　前款所称的各种方式费用结算包括使用常规装卸票据结算，将装卸费用计入货价内的装卸销售结合、运输装卸销售结合和承包工程单位的原材料自行装卸等多种结算方式。

　　第十六条凡要求设立内河装卸企业，内河专用码头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求从事营业性内河装卸业务的，由市、县（区）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内河装卸吞吐量、吞吐能力以及港区现状等情况综合平衡后审批。

　　第十七条设立内河装卸企业，内河专用码头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求从事营业性内河装卸业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规定的条件。

　　第十八条开业的审批程序与审批权限：

　　（一）凡申请设立内河装卸企业，市管航道内的专用码头单位、市区内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求从事营业性内河装卸的，向市交通港口局提交《内河装卸企业（个体）开业申请书》。市交通港口局应当自接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依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颁发港口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

　　（二）其他专用码头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从事营业性内河装卸的，向所在地县（区）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内河装卸企业（个体）开业申请书》。县（区）港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依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颁发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

　　第十九条取得许可证的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开业前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持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经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二十条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求变更许可证核定范围或者停业的，应当在30天前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审批或者注销手续。

　　第二十一条内河装卸企业和专用码头单位要求从事危险货物装卸的，还应当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二条从事营业性内河装卸的企业应当保证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接受航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从事营业性内河装卸、内河装卸服务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专用码头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合法经营，并服从航务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内河装卸企业和专用码头单位应当按规定向所在地航务机构报送有关企业基本情况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统计报表。

　　第四章港口收费管理

　　第二十五条凡在内河港口从事营业性装卸作业的，必须按上海市内河装卸费用收取规则计收装卸费用，并使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统一票据。

　　第二十六条航务机构按国家和本市规定征收的货物港务费、港区岸线使用费等，除国家已有规定外，其费率标准和征收使用办法，由市交通港口局会同市物价、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二十七条航务机构征收的港口规费，应当用于内河港口的建设和管理。港口规费、管理费的征收和使用应当接受同级物价、财政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八条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港口局、县（区）港口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市、县（区）航务机构予以处罚：

　　（一）未依法取得许可证，从事内河装卸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二）涂改、转借、伪造、买卖许可证的，注销或者收缴其许可证并按本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三）未使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统一票据或者使用废票、伪票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对伪造、私印、倒卖票据的，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经审核同意，擅自新建、改建、扩建、迁建内河码头的，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补办手续，并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经同意，擅自在港区内占用岸线，进行工程建设的，责令其退出所占用岸线，并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不填报港口统计报表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期缴纳货物港务费等规费的，由市交通港口局或者县（区）港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补缴，每逾期1天，加收5‰的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应缴款额2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

　　凡超出上海市内河装卸费用收取规则的规定计收费用或者违反其他价格管理规定的，由物价部门按国家有关违反物价的处罚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凡损坏港口设施的，各级航务机构可要求其照价赔偿或者限期修复。

　　第三十条各级航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当严守法纪。执行公务时，应当着装整齐、佩戴证章。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由航务机构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对阻挠或者妨碍航务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港口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三十三条当事人对港口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交通港口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自1991年11月1日起施行。


对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魏志名


【内容提要】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只能成为本罪的量刑情节，而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标准是，是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即他人重伤、死亡及重大公私财产损失的结果。只要交通肇事造成了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可构成本罪，而不问肇事者是否有能力赔偿数额的多少。交通肇事罪为典型的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共同过失犯罪。《解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已经违背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关基本理论。
【关键词】逃逸；赔偿数额；共犯；基本原则
一、“逃逸行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
《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由此可见,只要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这一情节的,就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情形之一，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由此可知，《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即为交通肇事罪所规定的“逃逸”行为，因此，《解释》已明确规定，“逃逸”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成为本罪的定罪情节。这样的解释到底是否具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呢？笔者认为，《解释》把原本是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上升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的情节，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属于越权解释。其不是在解释法律，而是在创制、修改法律，违背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理由如下：
(一)《解释》为非法解释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从该条我们可以看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标准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至于造成多少重伤、死亡，造成多少公私财产损失方可成为重大交通事故，这需要有权机关的详细解释。从该条我们还可以明显的发现，“逃逸”行为仅具有量刑层面上的意义，而不具有犯罪成立构成要件丰的作用。作为享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只有权解释什么是重大交通事故，即明确界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适受重大损失”的限度，而无权修改该罪的构成要件。最高院把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解释为定罪情节，明显修改了本罪的构成要件，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重违背。
如果按照此解释指导司法实践，就会把某些原本为一般交通事故的行为当作交通肇事罪未定罪处刑。也就是说，对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本来用行政法或民法上的制裁措施就可以达到阻止和预防其社会危害性的效果，却用刑法上的极其严厉的刑罚来惩罚这种一般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不禁反问一句：这样做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吗？把这种行为上升到犯罪层面上来，值得吗?
(二)《解释》的这一规定不具有合理性
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我国刑法学者在表达上是基本一致的，如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⑵有的学者认为“逃逸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⑶等等。可见上述观点都认为“逃逸”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的一种畏罪潜逃行为，申言之，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行为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逃逸行为。可见，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不能成为犯罪构成上的要件，其只能成为量刑层面上的情节，所以《解释》又不具有合理性。
我认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行为人对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其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这句话主要包含两层意思：1、客观上，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不是一般交通事故；2、行为人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造成交通事故。
《解释》之所以把“逃逸”行为提升到定罪情节，是因为“逃逸”本身表现出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就负有“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值勤交通警察，听候处理”的义务。⑷但行为人却不履行此义务，执意逃跑，反映了其主观上具有可责难的恶性；客观上，往往因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扩大，如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重伤、死亡，公私财产因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造成损失扩大等。从而，“逃逸”行为又表现出了其客观危害性。但是行为人的这种不履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只是行为人罪后的表现，不具有定罪层面的评价意义。如果“逃逸”前，交通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逃逸”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受害性就不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更说不上定罪的意义了。也就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将先行行为的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实施的“逃逸”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之一，理由是不充分的。⑸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除少数特定的脱逃行为被规定为犯罪行为外，我国刑法尚没有对实行犯罪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后的畏罪潜逃行为单独规定为犯罪。如果认为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下：对行为人实施的任何犯罪行为之后的“逃逸”行为是否也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评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刑法没有明文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前提下，其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充其量也仅是一个量刑情节。所以，依笔者之见，我们还是尊重一下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好，不要胡乱的解释法律。否则，就有可能法外定罪，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是客观上造成的损害还是不能赔偿的数额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客观危害性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有形的物质的损害。在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只要该罪所要求的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就可成立该罪。无论行为人对此客观损害有无赔偿能力都不影响犯罪的定性。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即交通肇事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才能成立本罪。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包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其中“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就是本罪的成立要件之一。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行为只要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后果，就构成了本罪。至于什么是重大财产损失，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按 3-6 万元计算的。⑹而《解释》第二条却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但是刑法第133条从未把不能赔偿数额的多少作为本罪成立的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可见《解释》修改了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属于非法解释。
另外，我国刑法第4条明文规定：“对任何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被称之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具体含义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7）这一原则要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要坚持这一原则，所以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也要坚持此项基本原则。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3O万元以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笔者看来，这句话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这里的“无能力”是指客观上肇事者不具有赔偿能力；
(二)“无能力”赔偿的数额必须在3O万元以上，并且此数额必须是交通肇事行为给公私财产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则在此不计。另外，行为人必须对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
(三)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只要数额没有超过3O万元，即使其连一分钱的赔偿能力都没有，也不构成本罪；或者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虽然造成了公私财产3O万元以上的损失，但是行为人有能力赔偿全部公私财产损失，或者，行为人有能力赔偿部分损失，能够使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O万元以下，也不够成本罪。例如：某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了公共财产3O万元的直接损失,并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但是某甲只要有一分钱的赔偿能力,就不够成本罪；如果某甲造成公共财产1000万的直接损失，但是某甲是千万富翁，他有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也不构成本罪；如果某甲是个贫穷人,他无能力赔偿这部分损失,就构成了本罪。
概言之，有钱的人因为自己有赔偿能力,所以可以不负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免受刑罚之苦;没钱的人,没有赔偿能力，所以只能忍气吞声，承受刑罚之苦。这无疑传递给公众的是“有钱就能买刑”的观念。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其实，《解释》已明显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该解释应该是无效的。
三、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的问题
《解释》第8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这里的“共犯”就是共同犯罪人。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人员己与肇事者共同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是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但是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可以说《解释》开创了过失共同犯罪的司法实务之先河（8）。刑法第25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可见《解释》对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解释已明显与刑法的规定相悖，实属非法解释。
为了准确的解读上述人员唆使肇事者逃逸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的阐述一下共同犯罪极其构成条件。
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这是我国刑法第23条第一款对共同犯罪所下的定义。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8）“共同犯罪是指二人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施的犯罪”（9）等等。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过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也普遍不承认之。（10）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并且各共同犯罪人必须都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从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个犯罪事实，彼此联系，互相配合，他们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⑾
(三)从犯罪的主观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经过意思联络，明知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实施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就认识因素上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而是在他人的配合下共同实施犯罪，并且要明知他们的共同危害社会的行为会造成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就意志因素来讲，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从表面上看，交通肇事后，车辆的主管人员、机动车辆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条件。从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上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上看,他们共同实行了“逃逸”行为。也就是说，在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上述人员唆使、帮助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客观上实施了“逃逸”行为。并且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上述人员与肇事者明知已经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上述人员仍唆使、帮助肇事者“逃逸”,主观上是故意的;肇事者在上述人员的唆使、帮助下对“逃逸”行为主观上也是故意的,即他们对“共同逃逸”行为主观上都是故意的。但能否因此就认为他们的“逃逸”行为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呢?仔细审视之,其实不然。
“逃逸”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换句话说,交通肇事的“逃逸”行为仅对本罪不具有定罪层面上的意义。他们的共同逃逸行为不是共同犯罪行为,更重要的一点是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典型的过失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犯的问题。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是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以后，行为人为了自己或他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仅以行为人对“逃逸”行为的共同故意,就认为他们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当的。
那么这种唆使肇事者共同逃逸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共同逃逸行为是否在有意逃避某种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以及对不履行这种义务所可能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到底持什么心理态度。也就是说，共同逃逸行为本身不是犯罪行为，而是那种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之行为是犯罪行为。基于此点考虑，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唆使肇事者“逃逸”,对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持过失的心理态度，则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其是故意的，则其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唆使者与肇事者对共同逃逸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是故意的，他们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实施了共同逃逸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消极的不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实施了以不作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共同故意杀人行为。
四、结论
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唯一判定标准是该罪的犯罪构成。只有交通肇事行为完全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方可成立。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刑法并没有对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予以犯罪化评价，它不是该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刑法上所讲的财产损失,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客观危害,至于行为人对其是否有赔偿能力，则在所不问。这仅是民事赔偿问题，是否有能力赔偿不具有刑法上的定罪量刑意义，否则，就是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的违背。我国刑法己明文否定过失共同犯罪为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后的共同逃逸行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心理态度是过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这是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法律具有模糊性,所以需要解释法律。但是法律解释必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进行,必须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以及基本理论。否则,就是越权解释、非法解释。《解释》对上述问题的司法解释明显属于越权解释、非法解释，应当是无效的。

（1）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2）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l997年版，第152页。
（3）参见鲍遂献、雷东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4）参见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
（5）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6）参见1987年8月21日两高《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
（7）参见高铭暄《刑法学》 (上编),中国法律出版社l999年版，第32页。
（8）参见林亚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页。
（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l997 年版,第275页。
（10）参见高格著《定罪与量刑》(上),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1）我国刑法学界也有少数学者主张过失共同犯罪，如侯国云、林亚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