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叛变罪若干疑难问题研讨

钊作俊*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 要] 投敌叛变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重罪，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相对较为薄弱。本文即立足于刑法规定，并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投敌叛变罪的本质属性、客观表现、罪过形式、罪数形态、犯罪形态及其死刑适用等几个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 投敌叛变罪；疑难问题；研究

Abstract:Being a very serious crime of offences against state security in the penal code,the offence of going over to the enemy is being studied very flimsily. On the basis of the penal code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ion,this thesis studies the underlying knotty problems deeply:the natural essence,the objective form of guilty act,the guilty intention,the form of numbers of crimes,the form of crimes,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on the offence of going over to the enemy.
Key words:the offence of going over to the enemy; knotty problems;studies

投敌叛变罪是指中国公民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由于刑法学界对投敌叛变罪的研究状况相对较为薄弱，本文即对其中的几个重大疑难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投敌叛变罪的本质属性
投敌叛变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刑法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其直接客体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1]（P311）有人认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2](P424)有人认为是国家的局部利益；[3](P183)也有人认为是国家安全。[4]（P254）对此，我们认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国家的安全以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只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一般不宜作为某种具体的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特别是在有其他内容可以作为其直接客体的时候，将同类客体的内容直接表述为直接客体的内容更不甚妥当。而社会主义制度又是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制度在内的有机整体，将其理解为直接客体也不能揭示出投敌叛变罪的本质特征；至于国家的局部利益，更是任何一种犯罪都可能侵犯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犯罪都从一个方面侵犯着国家的某一方面的利益。何况，利益可否成为犯罪客体的内容，本身就值得研究。①在我们看来，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或者威胁的具体的社会关系。[5](P116)因此，要准确认定某种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必须正确认识该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客体，也只有对某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可以正确界定其直接客体。
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行为方式是投敌叛变，即投奔敌人或者敌方的的背叛国家或者政府行为，鉴于此，我们主张，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国家的效忠义务，背离这种义务，实施法定的危害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投敌叛变罪。因为，从社会关系这个层面上讲，当一个人被授予国籍时，有时必须向他的新的国家宣誓效忠，“效忠（allegiance）往往被称为是公民的特定义务之一。这被界说为‘国民对持有主权者所负有的、同所受保护相互关联的那种义务’。”尽管这一概念并无任何确定的法律含义而不过是一个道德和政治性质的概念。效忠这一术语并不包括任何特殊法律义务。[6](P262)但在法律关系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论是在国际法上还是在国内法上，都理所当然地受到该国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其应当履行的一系列义务中，效忠祖国、不得叛变是最为基本的义务，世界上不少国家甚至将其规定为一种宪法义务。如我国宪法第54条、5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在我们看来，某种义务是否法律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予以确定。因此，虽然这种义务在没有将其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的时候，“并无任何确定的法律含义而不过是一个道德和政治性质”的义务，但当它被明确规定在法律甚至宪法中成为一项法律原则、一项宪法规范时，它就具有特定的法律义务甚至宪法义务，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违反这种义务就成为一种严重的违反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的违法行为，理应被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予以惩治。而且，有些国家的刑法理论也将这种犯罪认为是违反国民对其国家效忠义务的行为，日本如此，美国刑法理论也认为，背叛国家罪的实质是“破坏对国家的忠诚”，凡出生在美国或者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都有效忠于美国的义务。[7](P265)显然，当这种最先的道德上的效忠义务被明确规定在法律甚至宪法中成为一项法律原则、一项宪法规范时，它就具有特定的法律义务甚至宪法义务，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违反这种义务就成为一种严重的违反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的违法行为。同时，法律规定这种效忠本身即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保护，如果本国公民不效忠其祖国，那么，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就可能受到侵犯。因此，将投敌叛变罪侵犯的直接客体表述为本国公民对其国家的效忠义务似较妥当。
二、投敌叛变罪的客观界定
投敌叛变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从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投敌叛变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有多种多样的表述。如有的将其表述为“背叛祖国，投奔敌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敌人”；[8](P424)有的将其表述为“背叛国家，投奔敌对营垒或者投降敌方，进行危害国家安全”；[9]（P183）有的将其表述为“投奔国内敌对势力或者国际上与我为敌的国家”；[10]（P403）有的将其表述为“投奔敌方营垒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11](P502)还有的将其表述为“投靠、投降敌人、背叛国家”。[12]（P279）我们认为，投敌叛变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首先是“投敌”，其次是“叛变”，投敌是犯罪活动的形式和手段，叛变则是其直接目的和内容。当然，如何认定“投敌”，是作广义还是作狭义的理解，上述诸说有所不同。我们主张作广义的理解：只要是投靠与我为敌者，不管是敌人、敌方，还是敌对营垒，均成立“投敌”；如何理解“叛变”，上述诸说亦有所不同。我们亦主张广义说：只要是背叛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亦成立“叛变”。
所谓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是指主动投奔国际国内上的敌对势力，自甘背叛国家和人民。投奔敌人、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既可以是主动投奔到敌人控制的区域，也可以是投向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或者其在非敌对国家、敌对势力范围中的外交使领馆或代表机构、办事机构。如被告人沈某某由我国政府派往加蓬共和国援助筹建一针织厂期间，为达到援外期满回国时购置电视机等物品的目的，以伪造签名手段，贪污外籍工人工资14460西非法郎。事后沈恐其问题败露，加之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产生叛逃念头，遂于某日下午乘机逃到某国驻加蓬大使馆，书写了叛逃书，声称要“自由”，请求将其送到某国或台湾，不愿返回中国大陆。后沈某又给四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写信，呼吁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求加蓬总统不要将自己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某国大使的策动下，沈某又书写了内容反动的条幅，并呼喊“自由中国万岁”，“大陆光复”等反动口号，后被加蓬政府引渡至我国大陆。
所谓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是指行为人由于上述原因被敌人或者敌方控制以后，主动要求投奔敌方，或者受金钱、美色、地位等利诱而变节投降，或者受胁迫而被动投降。
所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是就行为人投降敌人或者投奔敌方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就其投敌行为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来说的，至于行为人投敌后是否实际上实施了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是否发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出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投降敌人或者投奔敌方，背叛国家或者或者政府的行为足以说明其行为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性质。
可见，投敌叛变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不管是主动投奔敌方，还是被投奔敌方，只要行为人在实际上加入敌人或者敌方营垒，与我国国家或者政府为敌，足以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就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投奔敌人、敌方或者敌对营垒后是否为敌人效力，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构成投敌叛变罪必须“为敌人效力”，为敌人服务，既包括狭义的“为敌人效力”，即接受敌方组织、安排、派遣、命令、指挥从事有利敌人的行为，接受敌人派遣，入境窃取、刺探国家秘密、军事情报，入境投毒、爆炸、杀害我方要人；又包括广义的“为敌人效力”，即为取得敌人的信任、赏识实施的有损于我方利益而有利于敌方的行为。[13] (P257-25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刑法的规定，道理很简单：刑法仅仅将投敌叛变而没有将投敌后为敌人效力规定为本罪的要件，叛变包括着为敌方效力，但不仅仅是为敌方效力，还包括着背叛国家、叛变政府以后并不为敌方效力的情况。
三、投敌叛变罪的罪过形式
投敌叛变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包括间接故意，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投敌叛变行为会危害国家的安全而采取希望的态度。[14]（P502）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投敌叛变罪的行为人必须具有投靠敌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15](P601)另一种观点认为，投敌叛变罪在主观方面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16] (P37)对此，我们认为，主张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难以成立，而主张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但其理由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这种表述直接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作为认定本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根据，而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存在着不甚协调的地方，并且不能涵盖所有的故意犯罪，仅仅适用于那些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如果某种犯罪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法律没有将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成立要件，那么，这种希望或者放任就不能说是对结果的放任，而仅仅是对行为的希望或者放任。而在我国刑法中又大量地存在着非结果犯，如举动犯、行为犯，而这些形态的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对结果犯而言，我们可以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但对于那些非结果犯如行为犯、举动犯而言，则不能也无法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个作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并且积极实施即可，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行为犯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实际态度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就本罪而言，由于法律没有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敌叛变行为，即足以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从而成立本罪，并且属于既遂。如果把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作为危害结果，并进而把行为人对这一结果的态度也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恐怕就会得出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持放任态度、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结论。
在我们看来，本罪以法定危害行为的实施而不以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投敌叛变而积极实施的，即齐备本罪的故意内容。至于行为人对投敌叛变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危害的结果的发生是持希望还是持放任的态度，并不影响本罪直接故意的成立。易言之，本罪的故意内容只能是对投敌叛变行为的故意，而不是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的故意。如果把行为人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的态度也作为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那么，势必将本罪作为结果犯，这不但与本罪的刑法规定相矛盾，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还会造成对其犯罪形态的不当认定，即认为只有国家安全受到实际危害的结果出现了才成立既遂，否则只能成立未遂，如此而言，本罪很难成立既遂矣！
四、投敌叛变罪的罪数形态
行为人在投敌叛变过程中或者投敌叛变以后又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如何处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实行数罪并罚，第二种观点主张按牵连犯以一个重罪定罪量刑，第三种观点主张一般情况下按牵连犯，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实行数罪并罚，第四种观点主张既不能视为牵连犯，也不能实行数罪并罚，只能认定为投敌叛变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以一罪论处。[17](P549)第五种观点主张，投敌叛变罪的一罪数罪问题可以分两部分予以研究：一是行为人在投敌叛变过程中，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形；二是行为人在投敌叛变以后，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又可以分为“邀功献媚型”和“克服阻力型”，对于“邀功献媚型”的，行为人在投敌叛变中为邀功献媚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是投敌叛变的行为表现，应当以投敌叛变罪一个罪名定罪。对于“克服阻力型”的，其投敌叛变行为与克服阻力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应当以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以一重罪论处。对于第二种情形，行为人投敌叛变后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仍是投敌叛变行为的表现，应当定一罪，而不是数罪。[18] (P276-283)我们同意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和其中的部分观点，但同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我们看来，投敌叛变的一罪与数罪问题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为了投敌叛变而在投敌叛变以前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二是在投敌叛变过程中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三是投敌叛变以后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而不管是哪种情形，只要是投敌叛变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的，都应当分别按照刑法上处理法条竞合、想象竞合、吸收犯或者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处断，如以盗窃他人船支等财物的方法为投敌叛变准备工具的，成立盗窃罪和投敌叛变罪的牵连关系；在投敌叛变行为实施过程中，泄露国家机密、杀害我方人员、破坏我方财物等，属于投敌叛变的当然内容，从而仅仅成立投敌叛变罪；投敌叛变完成以后的泄露国家秘密、间谍行为等，属于叛变的当然内容，也仅仅成立本罪。如果另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与投敌叛变行为之间不存在上述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如投敌叛变以前杀害仇人、贪污公款的，投敌叛变过程中强奸妇女、拐卖妇女儿童的，投敌叛变以后贩卖毒品、走私贩私的，等等，恐怕不能以一罪论处，只能实行数罪并罚。
五、投敌叛变罪的犯罪形态
根据刑法的规定，投敌叛变罪是行为犯，并不以实际上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本罪既遂成立的要件，只要实施投敌叛变行为，并且投敌叛变行为一旦完成，即成立本罪并且属于既遂，既遂以后当然没有未遂或中止存在的余地。那么，本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呢？怎么来认定其既遂和未遂形态呢？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背叛祖国、投奔、投靠敌人或者在被捕、被俘后变节投敌的”，就构成投敌叛变罪既遂；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投靠敌人出卖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并危害国家安全，才构成投敌叛变罪既遂；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投敌叛变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投入敌人营垒为敌人效力，一是被敌人捕获、俘虏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于第一种情形，投敌叛变存在着预备行为，这种犯罪预备表现为行为人为投敌叛变准备工具、创造条件。预备行为完成后，当行为人投奔敌人营垒，实施了为敌人效力行为，投敌叛变行为进行完毕，行为人犯罪得逞，行为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着手投奔敌人营垒，但因意志以外原因的原因，行为人未能实施为敌人效力的行为，就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投敌叛变未得逞。对于第二种情形，当行为人被敌人捕获、俘虏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行为人投敌叛变是犯罪既遂；如果行为人着手投敌叛变，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即未能完成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则成立投敌叛变的未遂。[19]（P45-51）依第一种观点，只要行为人投奔敌人，其投敌叛变行为就构成既遂，依第二种观点，行为人仅仅有投敌叛变的行为而未危害国家安全的，是投敌叛变未遂。[20]（P45）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科学的：第一种观点将本罪的“投敌叛变”更改为“投敌”，但根据刑法的规定，仅仅“投敌”而不“叛变”并没有完成投敌叛变罪的全部行为要件，当然不能成立既遂；第二种观点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作为本罪既遂成立的要件，其实是在“投敌叛变”的行为要件以外加上了结果要件，也不符合刑法的规定；第三种观点主张区分两种情形并予以不同认定，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仅指出了既遂和未遂形态，并未分析其他未完成形态，因而不甚全面。
在我们看来，投敌叛变罪属于行为犯，通说认为，行为犯以法定行为的完成为犯罪既遂的标志。[21]（P150）因此，如何认定本罪的既遂，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其“法定行为”是什么？显然是“投敌叛变”：不仅仅是一行为“投敌”，也包括着另一行为“叛变”。易言之，本罪的法定行为不属于单一行为而系复合行为，其法定危害行为的完成既有赖于“投敌”行为的完成，也有赖于“叛变”行为的完成。因此，在犯罪形态的认定上，当行为人以投敌叛变的故意准备工具、创造条件时，如为投敌叛变购置渡船，准备运输工具，接近敌人或敌方控制区域，拟定投敌叛变计划，排除投敌叛变犯罪障碍等，但尚未着手于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或者由于被捕、被俘或者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尚未实施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属于犯罪的预备阶段。在此阶段，如果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着手于叛变行为的，即属于犯罪预备，成立预备犯；反之，如果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放弃犯罪预备的，则属于犯罪中止，成立中止犯。如果行为人已着手于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或者由于被捕、被俘或者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着手实施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实施叛变行为或者虽然实施叛变行为，但叛变行为未能完成的，则属于犯罪未遂，得成立未遂犯；反之，如果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放弃犯罪使犯罪在达于完成以前而停止的，则属于犯罪中止，成立中止犯。如果行为人既实施了投敌行为，又实施了叛变行为，且两种行为都已完成，则属于犯罪既遂，成立既遂犯。综而言之，投敌叛变罪的完成形态以“投敌”行为和“叛变”二行为的全部完成为标志；而在投敌叛变罪的预备阶段存在着预备形态和中止形态；在犯罪的实行阶段则存在着未遂和中止这两种未完成形态。
六、投敌叛变罪的死刑适用
根据刑法第108条和113条的规定，投敌叛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另据刑法总则第56条的规定，对犯投敌叛变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见，对于此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那么，如何理解投敌叛变罪死刑适用的这一条件呢？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这一条件是指投敌叛变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达到了最为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情节特别恶劣。当然，对投敌叛变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认定主要是从投敌叛变行为实施的手段、程度、方式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影响等后果来说的，对其进行综合判断后认为，其行为已经达到了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实质性要件“罪行极其严重”时，即可认为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从而也才能动用死刑这一极刑。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在党政机关中具有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投敌叛变，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如投敌叛变造成国家机密大量流失、引起该地区局部动荡或者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等；
其二，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造成严重后果的，如造成上述人员中的多人参与投敌叛变，或者使有关单位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等；
其三，在某一区域具有相当影响的民族主义或者地方极端分子投敌叛变，致使该地区的民族情绪激愤或者地方分裂势力抬头，并造成其他一些严重后果的；
其四，投敌叛变行为虽然没有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直接的危害后果，但在行为实施过程中，由其叛变行为直接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如造成政治、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等；
其五，在实施投敌叛变行为过程中，又有其他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如犯罪手段特别残酷，采取暗杀、爆炸等手段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等；
其六，投敌叛变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或者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外交事件等；
其七，其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投敌叛变行为，如共同投敌叛变，犯罪组织人数众多、组织庞大、活动猖獗，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死刑适用中，即使是投敌叛变“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当适用死刑，但也要注意和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适用规格“罪行极其严重”相协调，只有对那些不论是从分则规定的条件上看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还是从总则上看，其行为又符合了“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以死刑惩治。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应当判处死刑的投敌叛变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仍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 ），男，河南省商水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① 关于反对“利益说”的观点和理由，详请参见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P100—105.

参考文献

[1] 参见肖扬.中国新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2] 参见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博州政办发[2009]23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阿拉山口口岸管委会，赛里木管委会，州人民政府各部门：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已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07〕63号），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州级统筹。本州行政区域内城镇居民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第三条 州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是我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县（市）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协助州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县（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按照各自职权范围具体负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支付等工作。

第四条 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㈠ 坚持低水平起步，重点保障城镇居民住院医疗需求。筹资和保障水平与我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㈢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实行个人缴费、政府补助相结合的办法。政府补助由中央、自治区、州本级（州直单位参保对象，下同）、县（市）财政分级负担，城镇居民自愿缴费参保；

㈣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㈤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第二章 参保范围和缴费标准

第五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范围和对象：具有本州城镇户籍、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内的在校大学生、中小学阶段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工学校学生，下同）、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长期随父母在城市上学、生活的农民工子女，未参加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按照属地原则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第六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

㈠ 成年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200元。

⒈居民参保每人每年个人缴费120元，财政补助80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0元；自治区财政补助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各30元，补助精河县20元；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地方财政各补助10元，精河县地方财政补助20元。

⒉ 对非学生儿童的低保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等困难城镇居民参保每人每年个人缴费60元，财政补助140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0元；自治区财政补助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各30元，补助精河县20元；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地方财政各补助40元，精河县地方财政补助50元。

㈡ 在校大学生、中小学阶段学生、少年儿童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

⒈在校大学生、中小学阶段学生、少年儿童参保每人每年个人缴费20元，财政补助80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0元；自治区财政补助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各30元，补助精河县20元；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地方财政各补助10元，精河县地方财政补助20元。

⒉ 属于低保对象或重度残疾的在校大学生、中小学阶段学生和少年儿童参保每人每年个人缴费10元，财政补助90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5元；自治区财政补助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各30元，补助精河县20元；州本级、博乐市、温泉县地方财政各补助15元，精河县地方财政补助25元。

第三章 参保程序

第七条 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在校大学生、中小学阶段学生（含幼儿园、托儿所少年儿童）以学校为单位参保缴费，其他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缴费。

㈠ 成年人及不在校少年儿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持户口簿、身份证及复印件、照片到居住地所在街道（乡镇）、社区劳动保障所（站）申报登记，填写登记表。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等困难城镇居民，应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低保证明、残疾人证和收入证明等相关材料。

㈡ 在校大学生、中小学阶段学生（含幼儿园、托儿所少年儿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持户口簿复印件、照片，由学校统一组织到所属社会保险管理局申报登记，办理参保手续。属低保对象或重度残疾的学生儿童应提供低保证明、残疾人证和收入证明等相关材料。

㈢ 街道（乡镇）、社区劳动保障所（站）和学校（含幼儿园、托儿所）负责对城镇居民参保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填写《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登记表》，汇总造册报所在地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进行参保资格审核。经审核确认后，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发给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证。

第八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年度实行一次性缴费。2009年缴费时间为5月1日至7月31日，当年缴费自5月1日起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2010年起正常缴费时间为上年9月1日至11月30日，当年缴费次年享受医疗待遇。

第四章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九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住院医疗费统筹。城镇居民参保人员住院就医实行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城镇居民参保人员凭医疗保险证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第十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住院就医参照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项目》及增补的儿童用药目录执行，不执行药品目录中乙类药品自付比例和诊疗项目目录中部分支付比例的规定。不在三个目录及增补的儿童用药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第十一条 城镇居民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和参保人员个人按比例承担。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不设起付标准，参保居民在不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下比例支付：

一级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基金支付70%，个人自付30%；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基金支付60%，个人自付40%；

三级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基金支付50%，个人自付50%。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年度按自然年度计算，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20000元。



第十二条 除本地不能诊断和治疗的疾病，经批准转外地诊断、治疗外，在外地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和在本地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第十三条 因突发疾病急诊治疗的，按以下规定执行：

㈠ 急诊后，不需要住院的，其急诊费用由个人承担；

㈡ 经急诊后住院的，其符合规定的急诊费用可并入住院费用；

㈢ 经急诊抢救无效死亡的急诊费用，按不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支付其医疗费用。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生的医疗费用，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㈠ 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治疗的：

㈡ 自杀、自残的（精神病除外）；

㈢ 斗殴、酗酒、吸毒及其它因犯罪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致伤病的；

㈣ 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医疗事故等由他方承担医疗赔偿责任的；

㈤ 美容、矫正先天畸形等治疗的；

㈥ 按有关规定不予支付的其它情形。

第五章 医疗服务管理

第十五条 凡经州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审核认定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一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应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协议。

第十六条 城镇居民参保人员患病治疗，实行定点医疗机构首诊负责制。城镇居民参保人员患病就医首诊必须限定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因病情需要确需转诊转院的，实行分级医疗逐级转诊，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收或滞留病人。

第十七条 定点医疗机构要按照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的原则接诊参保人员，严禁不规范医疗行为。

第六章 医疗费用结算管理

第十八条 城镇居民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个人应承担的部分由个人支付；统筹基金应支付的部分先由发生费用的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再由定点医疗机构按月同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结算。

城镇居民参保人员转州外住院治疗的，医疗期终结后，凭住院疾病诊断书、费用清单、原始票据以及转诊转院手续到参保地社会保险管理局结算报销。

第十九条 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每月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医疗费用时，预留10%的保证金。保证金根据年度考核结果确定返还比例，年度考核办法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考核办法执行。

第七章 基金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开设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户”、“支出户”，单独建帐，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第二十一条 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风险调剂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风险调剂金列入财政预算，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5%确定。

第二十二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执行统一的社会保险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第二十三条 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应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表式、时间和编制要求，负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预决算草案的编制、基金的筹集和医疗费的结算给付、基金的会计核算等工作。

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将汇总的参保人数和各级财政应补助的金额于每年12月底前报州、县（市）财政局。州、县（市）财政局应将由本级财政补助的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确保补助资金足额到位。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州级统筹，收入全额上解，支出下拨。州、县（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

第二十四条 州劳动人事和保障局负责对全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审核州社会保险管理局编制的全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决算。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门负责全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审定基金预决算；负责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资金的落实；保证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所需必要经费。

第二十六条 审计部门依法负责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第二十七条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情况，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为的处理，参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州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