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政发[2008]66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各单位：

　　《甘肃省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10月21日省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甘肃省人民政府
　　　　　　　　　　　　　　　　　　　　　　　　二○○八年十一月四日


甘肃省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管理监督，提高资金支付效率，确保强农惠农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函〔2001〕18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财库〔2001〕24号)有关要求及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相关制度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是指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各项资金投入，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资金、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等。其中财政扶贫资金、退耕还林补助、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已纳入相关财政专户管理的强农惠农资金，继续按原管理办法下达拨付到县市区。

　　第三条 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和县级(包括县、县级市、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地级市)财政部门实行财政国库直接支付，暂无条件实行财政国库直接支付的县市区，统一按财政支农资金报账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省财政厅确定一家金融单位为全省强农惠农专项资金集中支付业务代理金融机构。省财政厅在代理金融机构开设强农惠农专项资金财政零余额账户，专门用于强农惠农资金支付管理。

　　第五条 县级财政部门与省财政厅确定的代理金融机构在当地分支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开设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户名格式为：××县市区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并及时将户名、开户行、账号、银行联系人姓名和电话、财政联系人和电话报省财政厅国库处备案。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为实有资金账户，专门用于中央和省级财政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的支付管理。

　　第六条 县级财政部门与当地农村信用社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统一代办广大农户惠农财政补贴提存业务。各乡镇财政所与农村信用社在本乡镇的营业网点签订协议，并设立“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专户”，专门用于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支付管理。

　　第二章　省级财政直接支付

　　第七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对中央财政下达和省级财政安排的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应严格按照财政支出时效性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安排下达预算。市州财政部门收到强农惠农专项资金预算文件后，应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及时将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市区或市级部门(单位)。

　　第八条 对省级财政直接下达到县市区的中央和省级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在预算指标下达并录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5个工作日内，省财政厅通过强农惠农专项资金财政零余额账户，将资金直接支付到县级财政部门开设的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

　　第九条 对中央和省级强农惠农专项资金中明确用于扶持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支出，省财政厅会同省级有关部门下达预算指标后，由省财政厅将资金通过强农惠农专项资金财政零余额账户直接支付到贷款银行或龙头企业。

　　第十条 对中央和省级强农惠农专项资金中明确用于工程采购、大宗货物和服务采购的支出，由省级有关部门按照政府采购规定实行政府采购后，省财政厅通过政府采购专户直接将资金支付到企业或项目单位。

　　第十一条 强农惠农专项资金财政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受理直接支付业务后，应于2个工作日内将《财政资金直接支付凭证》和《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回单反馈省财政厅国库处。并向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发出《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作为其收到和支付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的原始凭证。

　　第十二条 对省级财政下达到市州并由市州部门或单位支出的中央和省级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由市州财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要求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对省级财政下达到市州并由市州进行二次分配到县市区的中央和省级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市州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将专项资金预算指标下达，县市区财政部门在收到预算指标2个工作日内，将专项资金划入所开设的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

　　第十四条 对中央和省级强农惠农专项资金中列入省级有关部门或单位预算支出的，其支付管理按照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强农惠农专项资金财政零余额账户代理银行与省级财政国库单一账户的资金清算，按照省财政厅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县级财政支付管理

　　第十六条 县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要求，及时办理强农惠农专项资金财政直接支付业务，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滞留、挤占和挪用。

　　第十七条 县级财政部门收到强农惠农专项资金预算文件后，应当及时将预算下达到县级相关部门或单位，并区分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的支出类型，通过特设专户办理财政直接支付业务。其中：

　　 (一) 对属于县级政府采购范围的工程采购、物资采购和服务采购等支出，由县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政府采购，并将资金直接支付到供应商或收款人。

　　(二) 对直接发放给农民的各项惠农补贴支出，按照惠农财政补贴“一册明、一折统”发放管理有关规定，将资金直接支付到乡镇财政所在当地农村信用社设立的“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专户”。

　　(三) 对用于扶持龙头企业、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支出，将资金支付到贷款银行或企业收款人。

　　(四) 对不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直接发放给农民以及扶持企业发展的其他强农惠农资金支出，将资金直接支付到县级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确定的直接核算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的有关账户。

　　第十八条 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代理银行对于通过该账户直接支付的业务，应当于当日将支付信息反馈县级财政部门，并及时向县级有关部门或单位提供《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作为县级有关部门或单位收到和支付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的原始凭证。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九条 省财政厅在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中的职责：

　　(一) 组织制定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的制度办法。

　　(二) 做好强农惠农专项资金预算分配等管理工作，制定有关制度措施和内部操作规程，按规定支付强农惠农专项资金。

　　(三) 组织、管理和监督强农惠农专项资金中由省级实施采购支出的政府采购工作。

　　(四) 对县级财政部门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资金支付的及时性和收款人信息等进行监督。

　　(五) 加强对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资金支付工作的管理监督，对支付管理中的重大事项组织调研、核查和处理。

　　第二十条 省级有关部门在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中的职责：

　　(一) 配合省财政厅制定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制度办法。

　　(二) 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及时分配下达或拨付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并切实加强资金的支付管理与监督。

　　(三) 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做好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出中由省级实施的工程、大宗货物和服务等政府采购工作。

　　(四) 督促下级部门做好财务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市州财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在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中的职责：

　　(一) 及时将上级下达的强农惠农专项资金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市区或市级部门(单位)。

　　(二) 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强农惠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三) 督促下级部门做好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和财务监管工作。

　　第二十二条 县级财政部门在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中的职责：

　　(一) 按规定审核办理强农惠农专项资金财政直接支付工作，确保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的安全、规范、有效。

　　(二) 按规定在代理金融机构开设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特设专户，并做好特设专户管理工作。

　　(三) 加强对县级有关部门或单位、乡镇财政所“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专户”等有关方面资金支付的管理监督。

　　第二十三条 负责核算强农惠农专项资金的县级有关部门、单位收到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后，应当按照财政财务管理有关规定，规范资金支付，确保专款专用。

　　第二十四条 县级强农惠农专项资金集中支付代理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与县级财政部门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有关条款，及时、准确、规范办理资金支付、凭证传递和资金清算业务，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省财政厅反馈监督信息。

　　第二十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各有关部门、代理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市州、县市区级财政安排的强农惠农专项资金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的资金支付管理办法，并报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支付管理工作中，市州、县市区财政总预算会计账务处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



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体现作者追求自由、平等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法理学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批判法理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症，它使法学脱离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轨道，而只知道从所谓的经典中机械地寻章摘句，最终沦为语录的拼凑和意识形态的打手。法理学研究要取得发展，必须全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者从投身法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天起，即对法律教条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首先，作者对作为教条主义法学重要基础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87年，作者便写作《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一文，对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向作为教条主义法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以生活方式对法律的作用来证明法律产生的基础是多元的。在另一篇《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一文中，作者从正面对主流法理学基本假设提出质疑，批判了法律经济决定论，并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纠偏的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对马恩思想的误读，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对立法、法律实施和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发展的负效应。《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一文中，作者还批判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主体选择对法律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无论是内发型还是外发型法律现代化，法学家均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作者与教条主义法学的另一个基础——“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教条主义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核心判断是“统治阶级意志论”，它建立在国家本位、阶级本位之上，将法律当成一种国家、阶级现象，对法律的产生、体系、功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教条地从国家、阶级中求解答，这实际上隐含了一幅等级特权的法律理想，成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严重观念障碍。在《法律——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一文中，作者从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一古老的但却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入手，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理性论和法律意志论争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宏观上对理性论和意志论进行比较，批判了统治阶级意志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剖析，指出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一方面讲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说立法者“是表达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认为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通过以上论述，作者从根源上向实践中“新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进而认为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对于法律的理性和意志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的关系的命题，在《论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批判了法律强制论，强调指出，在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关系上，法律的正当性高于强制性，只有建立在正当性之上的强制才是法律的强制，否则便是赤裸裸的暴力，正当与否是法律与赤裸裸暴力的分野。
第三，作者还从规范学术批评的视角对法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1990年代中期宪法和法理学界中奉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某些人所掀起的，对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观点施以政治棍棒的政治批判之风，作者发表《确立学术批评规范》、《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清除法律教条主义》等论文，提出法学研究中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科学的标准，以期推进正常的学术批评，阻止“文革”式批判的蔓延，同时，提出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
二、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刮起了一股势力强劲的法治“本土资源”风。法治“本土资源”说以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为立论基础，其提出迎合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官方的追捧，并在年青学子中颇有市场，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念的混乱。针对这种现象，在对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作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放到人类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被动性、恐惧性；实用性、急功近利；重形式、轻精神；重国家，轻个人”等特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内在冲突。《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法文化解读》一文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进行法文化的探讨，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导型文化，其特点是法治和人权。而中国的法律文化从进入国家阶段以来就是国家主导型的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色就是人治与权力。在另一篇《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中，作者较早地运用了公私法文化的分类，指出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复兴罗马法的旗号下的私法发展、形成私法精神并进而普及于公法、改造公法、最终形成私法文化的法文化类型嬗变的过程。指出中国发达的公法文化传统，分析了公法文化的现状，提出中国法律现代的目标是完备私法和公法私法化。
其次，作者还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1996年春，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法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次年，作者发表《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一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就是说，国家应当在社会所确立的法律之下。而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实现法治首先必须确立社会优于国家的理念。针对中国法律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况，同年发表的《法律国家主义评析》一文从认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法律国家主义的危害，指出其所奉行的国家神圣观念颠倒了人与人创造物的关系，使人成了自身创造物的附属品。提出塑造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及法律行为模式的“法律社会主义”。
《吸收古代类法治文化，建设自由法治社会》一文是作者法律文化研究的总结之作。在该文中，针对“法治本土资源”说立论的“地方必知识”基础，作者认为，法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承认法治的普适性理念和制度，不承认普适性的价值和制度就谈不上法治。同时，作者认为正像一切理解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一样，将中国社会看作人治社会，将西方主流社会看作法治社会也必然会遗漏掉许多重要的知识。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类法治”的概念，指出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零星的类似和接近于西方法治精神的文化。对于传统类法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的问题主要是偏执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缓解剂”，但也就是仅此而已。21世纪不可能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的主流文化只能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又不是纯西方的，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古代类法治文化给我们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遭遇，在于从类法治文化的消亡中体悟到太多的东西，所以应当对传统类法治文化加以改造以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用。
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从法理角度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与一些所谓的“关在书斋里，一个劲地抽烟猛想”的学者所不同的是，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作者治学的一贯风格。
1.作者一直关注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后变法过于频繁，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随意很大，由于30多年的人治积习，加之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坏规矩”为特色，法律的难行便于改革开放同在，而公民守法状况则更是普遍堪忧。针对这种现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作者陆续发表《法的稳定性》、《守法论》、《法的实现相关要素分析》、《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等论文，对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999年，作者发表《法的安定》一文，在学术界比较早的提出了“法的安定”的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及要求。
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结语：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我国法理学以描述实在法即“法律是什么”、追求法律规律为目标，对应然法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缺少应有的关注，这导致了法律理想的缺失。作者自从事法理学研究以来，始终为构建自由、平等的法理学而上下求索。在作者的上述研究中，均贯穿着自由、平等的学术追求。此外，作者还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体现作者法理学价值追求的论文。在《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一文中，作者从人类知识体系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法学在学科体系分类中属于规范学科，它的目标是寻求达于善，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规律。另外，作者还在《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界法与法的世界化》等论文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对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研究，以期确立法理学自由、平等的价值定位。同样，也正是基于全球的视野，并基于从西方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作者在《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一文中，探寻了法治的历史之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提出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的正确论断。


本文已发表在《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转引请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