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修正）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修正）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9年5月10日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5年9月28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的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自治区各级人民检察院、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工作人员。
第三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据自治区主席的提请，决定自治区副主席的个别任免，自治区主席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从副主席中推选一人，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为代理主席。
第四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据自治区主席的提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主任的任免，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备案。
第五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从副院长中推选一人，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为代理院长。
第六条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员，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
第七条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根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建议，提名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推举一人，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
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为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
第八条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员，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
第九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从副检察长中推选一人，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为代理检察长，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分别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根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决定任免；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分院副检察长中推举一人，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为分院代理检察长。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
第十三条 自治区辖市和地区辖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并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免。
第十四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撤销自治区个别副主席的职务；有权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地区中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及其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第十五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因健康状况不能工作或缺位的时候，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决定为代理主任，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十六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常委会办公厅和常委会的其他工作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委员，由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由常委会会议通过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委会主任会议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委会会议通过。
第十七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委会辞去常委会的职务。
第十八条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人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十九条 凡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的人员，均由提请单位负责审查，呈报任免报告和干部任免呈报表，提请任职的需附简历、考察材料，免职的应写明免职理由，一般应在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十日以前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部门。属决定任
命的政府组成人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分院检察长和批准任命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换届后两个月内提请决定任命和批准任命。
第二十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的人员名单，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行文通知提请任免的机关，并在《西藏日报》上予以公布。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的人员，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签发任命书。
第二十一条 凡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批准任命的人员，未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不得公布，不得行使未任命的职权。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的人员，因工作调动和机构撤销、合并、建制改变，原任职务和拟任职务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办理任免手续；离退休、退职的，由原提请任命机关报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免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2月15日西藏自治区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暂行办法》即行废止。
附：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决定
（1995年9月28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决定
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近几年来开展人事任免工作的实践经验，决定对《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三条、第四条中的“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修改为“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副主席”。
二、第四条末尾增加：“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备案”。
三、第九条末尾增加：“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分别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四、第十三条中的“县及县级市（不含拉萨市辖县、区）”，修改为：“地区辖县、市”。
五、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合并，作为第十四条，第十四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撤销自治区个别副主席的职务；有权
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及其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六、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常委会办公厅和常委会其他工作机构的主任、副主任、委员，由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
增加第二款：“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由常委会会议通过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增加第三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常委会主任会议在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委会会议通过。”
七、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八条，末尾增加：“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八、删去第二十二条。
九、第二十三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凡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的人员，均由提请单位负责审查，呈报任免报告和干部任免呈报表，提请任职的需附简历、考察材料，免职的应写明免职理由，一般应在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十日以前报常委会有关
工作部门。属决定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批准任命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换届后两个月内报请决定任命和批准任命。”
十、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条，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的人员”一句后加“名单”；删去“需要上报备案……规定办理”一句；第二款中的“发给任命书”改为：“主任签发任命书。”
十一、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在“凡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之后，增加“决定任命、批准任命”。
十二、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二条，其中“因工作调动、机构撤销合并或建制改变”一句，修改为“因工作调动和机构撤销、合并、建制改变”。
十三、增加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解释。”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1995年9月28日
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2008年9月25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由计算机及其相关的和配套的设备、设施、网络构成，按照一定的应用目标和规则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领导，制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规划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保障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所需经费。
第四条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
（二）指导、监督、检查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三）办理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备案手续；
（四）组织信息网络安全人员培训；
（五）检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六）查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
（七）依法维护互联网安全秩序；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国家安全机关、保密工作部门、密码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做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保密工作部门、密码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共享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的有关信息。
第五条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履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义务。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安全秩序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制作、复制和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的；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的；
（五）破坏民族团结的；
（六）宣扬邪教、封建迷信的；
（七）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八）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
（九）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恐怖的；
（十）教唆犯罪的；
（十一）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十二）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下列行为：
（一）擅自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非法占有、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资源；
（二）擅自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或者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行；
（三）擅自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
（四）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破坏性程序;
（五）窃取他人账号和密码；
（六）擅自公开他人信息资料；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九条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不得利用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泄露用户注册信息。第十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交互式服务栏目管理者的真实资料和信息发布者的注册信息进行登记，并按照国家规定对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核。
第十一条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发现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违法信息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停止传输等技术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发现有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时，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信息、资料、数据文件和原始记录。
第十二条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单位应当安装并运行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场所安全管理系统。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采取的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应当具有符合公共安全行业技术标准的联网接口。
第十三条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虚拟空间出租的单位，应当登记用户的真实资料，并在合同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报其所在地的设区的市公安机关备案。第十四条生产、销售或者提供含有信息网络远程控制、密码猜解、漏洞检测、信息群发技术之一的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其产品的相关资料报设区的市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章安全保护
第十五条计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应当根据信息系统在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信息系统遭到破坏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分为五级：
第一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第三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第四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特别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
第五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损害。
第十六条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设立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组织，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信息系统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第十七条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前，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确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第十八条第二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在确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之日起1个月内，报其所在地设区的市公安机关备案；属于跨设区的市或者全省统一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应当报省公安机关备案。本条例实施之前已经投入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确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并按照前款规定报公安机关备案。
对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对不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要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书面通知运营、使用单位予以纠正。
第十九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确定后，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进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
第二十条第三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完成后，运营、使用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选择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安全保护等级测评机构定期对其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状况进行等级测评。测评结果不符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进行整改，并重新进行等级测评。
第二十一条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测评工作的监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测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用户信息，不得擅自占有、使用用户资源。
第二十二条第二级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采取下列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一）重要数据库和系统主要设备的冗余或者备份；
（二）计算机病毒的防治；
（三）网络攻击的防范；
（四）网络安全事件的监测和记录；
（五）身份认证和授权的管理；
（六）用户帐号和网络地址的记录；
（七）有害信息的防治；
（八）系统运行和用户使用日志记录的保存；
（九）信息群发的控制。
第三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除采取前款规定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外，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与其等级相应的其他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第二十三条计算机信息系统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等突发事件时，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可以采取24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网、备份数据等措施；必要时，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其主管部门报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第二十四条涉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1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可以给予6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撤销许可或者取消联网资格。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6个月以内的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八条规定，有关单位未报公安机关备案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测评结果不符合等级保护要求而不进行整改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者6个月以内停机整顿的处罚。
第二十九条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泄露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的有关信息、资料或者数据文件的；
（二）收到举报，未依据职责及时处理的；
（三）收到备案材料，未按照国家规定或者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处理的；
（四）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
段兴焱
“盲人摸象”是一则老掉牙的佛经寓言，《汉语成语词典》解释道：几个盲人摸大象，摸着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身躯的说大象像堵墙；摸着尾巴的则说大象像条蛇，相互争论不休。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据此有云：“众盲摸象，各说异端”。后人用来比喻仅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以偏代全，妄加揣测。
千百年来，国人对“盲人摸象”定义“以偏代全、妄加揣测”似乎从来以为天经地义的，竟无人对此“各说异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以笔者愚见，“盲人摸象”正是人们以自己的体验、从自己的视角，对事物作出一种自己分析判断的方法，这种分析虽不失片面，但绝对是一个人真实的看法和观点。须知，没有片面，就不会有全面，盲人把象的一部分当成象的整体诚然是片面的，但由于每一次片面都发现了象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是以前所没有接触到所发现的，这就是对事物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当所有的盲人把象的每一部分组合起来，就发现了一只大象的整体，亦即全面的东西。
片面的东西往往是深刻的，因为这种片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所谓全面的东西中所未容纳的，譬如说，孟德斯鸠之“摸”寻法意，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贝卡里亚之“摸”建公理，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黑格尔之“摸”求理性，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等等，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这一点点片面才构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的片面其实总是要突破平庸的全面的，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显得多么的叛逆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片面与我们无缘之时，深刻也就离我们远去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说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于“摸象”的“盲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以我们现代刑法理论研究为例，似乎正在以一种全面折衷与调和的形式出现：汲取古典学派和实证派之所长，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如所谓二元论的理论：犯罪本质二元论、刑罚目的二元论、罪刑关系二元论等等。诚然，在我们身边，亦不乏甘于“盲人摸象”的，著名的法学博导何家弘，就长年累月坚持“摸象”不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集律、法、文之大成。但纵观今日中国整个法学研究领域，不难发现，仍有太多的地方只是限于对貌似公允、全面的东西敞开门户，而对一个个看似浅陋、片面的“摸象”之“各说异端”拒之千里。
法学研究既需要理论家，也需要实践者，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学“盲人摸象”者，是必要的、亦是有所作为的。因为惟有成千上万个“盲人摸象”，才能构建起整个中国法律“大象”的丰碑。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人长期以来要嘲讽片面而热衷于全面呢？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法学“盲人”们无“摸象”之缘、无“各说异端”呢？粗究起来，笔者以为：
一、中国法律传统权利精神的贫瘠，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神经衰弱，“摸象”不足，“惧象”有余。
中国的传统法律是离不开统治者、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关系的。在古代文献中，只有刑、法、律互训，如《尔雅·释诂》云：“刑，法也”，“律，法也”；《说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议·句例》则说：“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无权利、正义于其中。古代的这种法，源于君主的意志，从属于专横的权力，以刑为标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国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学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现往往不是法律常识和条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学攻心术”、“德治”、“仁学”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胆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统制臣民，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正是这种防范、镇压臣民“犯上作乱”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统统不过是“各说异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则，是谁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测”的。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毁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国传统法律以人治和专制为核心且代代相传之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就有了其内容涉及各城邦各个时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条约、契约、法院判决等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先进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其仍不失为民主国家的法律观，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步入“启蒙时代”，展开了民主与贵族特权的较量、公正与暴政的较量，产生出诸如从探讨法意的孟德斯鸠到关切目的的李斯特；从建构公理的贝卡里亚到诉诸理性的黑格尔；从古典学派到人类学派，再到社会学派等一大批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摸象”的法哲大师，以至于今天的西方，形成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全面的民主法治社会和公民法治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者却始终无缘或无心与这些先进的法律知识“接轨”，他们要么还陶醉在董仲舒所描绘的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中国法律的“象”境里，对外来的“象”很是不屑一“摸”的，以为泱泱中华，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自是“不摸”；要么即便是“摸”了一番，亦要“王顾左右而言它”，而绝对不敢“妄加揣测”的，偶尔“各说异端”，亦几乎异口同声地变成“前进中的不足”，致使到头来，中国的法律似马非马、似象非象。直到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还从诉讼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考察中这样评价：“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
三、新中国成立后对司法的传统定位，使得法学研究者们如履薄冰，“视象”有余，“摸象”不足。
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与专制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给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新时代，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而被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的独裁统治所取代，这其中，法学研究过程中的“盲人摸象”几乎难觅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法治进程一日千里，但由于我们把司法机关角色的传统定位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定位于“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具体到重点保护投资大户，莫不如此，致使新中国的民主法治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并将它纳入宪法，才使国人真正开始告别人治的历史。半个多世纪来，尽管许多法学研究者坚持“摸象”不止，但更多的人无非是隔岸观“象”或在“象”的旁边擦擦边球，而鲜有“各说异端”的。个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面对新旧交替之时，“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比如，仅一个“人权”二字，即从闻所未闻、到闻之色变、再到举国公认并写入最新修改的宪法，当中就不知有多少法学研究者视而不见、见而不“摸”、“摸”而不“揣”。
“任何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在开始的时候总难被人理解，嫩弱的新芽也总易被人摧折，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规律”(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正所谓“盲人摸象”。世界各国法治的突飞猛进的事实，已给我们每一个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信念，有为民众争权利理想，有为国家行法治责任，有执着的学术追求的毅力，善于和勇于“盲人摸象”。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法治国家，尚要走过一个很长的的路程，我们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步骤，亦需等待众多的法学研究者们去积极“盲人摸象”，并即时为国家的法治进程“各说异端”。据此，笔者以一孔之见，认为今后的法学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盲人摸象”。
一、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制约权力的法”。中国自古以来，主张“德治”的儒家和崇尚“法治”的法家，几乎都认定人民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应由具备“管理能力”的统治者来支配，这样的政治观、法治观，可以说是整个东亚国家都还残留的观念。在中国，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在否定法律为“统治工具的法”的同时，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依法制约“政府和官僚”？还是依法“管理社会和公民”？在“制约权力的法”当中，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主体承担者？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抵御力量？中国的民众在“制约权力的法”中又能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怎样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市民社会等等，都需要人们去“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
二、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司法的“独立、公正”。在还被人称之为“中国的法院是政府里面的法院，而西方的法院是政府旁边的法院”的今天，中国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政府，司法活动的不独立、不公正，一方面造成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进而尽可能远离官府，厌讼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民众又迫切企盼官员们个个都是“青天大老爷”，以“天理”、“民愤”断案。另外，司法系统的诸多问题如刑讯逼供导致屈打成招；刑事案件中律师代理不足导致被告人权利无从保障；鉴定体制的混乱与腐败导致证据之间的相互冲突；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导致草率断案；部分人员的腐败导致公众对无数司法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视若虚伪；政府干预法庭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败诉的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理睬导致执行难等等，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通过“盲人摸象”，“妄自揣测”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公正”，尚任重而道远。
三、法治的建立，需要纠正立法过程中的矛盾与混乱。当前，我国的立法总的趋势是朝着一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但不可否认，立法仍有成为一个本部门本地区扩大自身利益的良机。比如，法官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教育法由国家教委起草，电信法由信息产业部起草等等，尽管这些法律的起草都征求过其它部门或有关人士的意见，但更多的只是流于一种形式。2003年，河南省一起种子诉讼的案例，轰动一时，不正是由于河南省的地方种子法规与国家种子法的典型冲突的事实吗？而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律史上，通过研究、比较和协调，为社会提供统一的法律规范，一直是法学家孜孜不倦的重要研究使命。对此，中国的法学研究如何就立法的问题“盲人摸象”，就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法治的建立，离不开新闻舆论的法定监督。任何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掌权者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进而导致腐败。从西方国家新闻监督成为“第四种权力”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如何“摸”出新闻监督对中国实施法治的切实可行的监督途径，是有所作为“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因为现行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导观念，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样的体制已明显无力担当起法治建立过程中的监督使命的。
2003年，非典在神州大地肆虐，解放军第301医院的老教授蒋彦永冲破世俗的束缚，毅然向媒体最先披露实情，为挽疫情于狂澜作出了不朽贡献，此无愧为“盲人摸象”“妄加揣测”之壮举。须知，一个有良知而不敢“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沉默的好人；一个有良知而敢于“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有良知的勇士。马克思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盲人摸象”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正是人们“摸”出“新思潮”、“揣测”“新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是我们落实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在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通联：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 段兴焱
邮编：332000 电话：13907922266
邮箱：88212059@vip.j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