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 （政府令284号）
《南京市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已经2012年2月17日市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季建业
二○一二年二月十九日
南京市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十八个月的；
(二)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取得住在国连续五年以上(含五年)合法居留资格，五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三十个月的。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归侨是指放弃原住在国长期、永久或者合法居留权并依法办理回国落户手续的华侨。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五年以上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华侨、归侨去世或者身份改变后，其国内眷属的侨眷身份不变。
依法与华侨、归侨及其子女解除婚姻关系，或者与华侨、归侨解除抚养关系的，其原依法认定的侨眷身份丧失。
第五条 归侨身份经本人申请，由市侨务部门认定并核发南京市归侨证。
符合本市规定，由本市引进的外籍华人、华侨，在本市工作期间可以享受归侨待遇。
侨眷身份经本人申请，由户籍所在地的县(区)侨务部门认定并核发南京市侨眷证。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领导本市华侨、归侨和侨眷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市、县(区)侨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侨务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华侨、归侨和侨眷合法权益保护的组织协调、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华侨、归侨和侨眷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本区域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特点，利用社区服务网络以及其他社会资源配合做好相关服务协调工作。
第七条 本市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以下称侨联)代表归侨、侨眷的利益，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反映归侨、侨眷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华侨、归侨、侨眷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将侨务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予以保障。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每五年开展一次侨情调查，调查工作由市侨务部门会同市统计部门实施。
第十条 对经批准回本市定居的外籍华人、华侨，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落户手续；属于本市紧缺人才的，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办理。
第十一条 华侨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本市从事投资活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认可其身份并提供便利。
第十二条 市、县(区)侨务部门依法推荐华侨、归侨、侨眷代表候选人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县(区)人民代表大会或者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原籍本市或者出国前居住地在本市的华侨，依法在原籍地、出国前居住地，或者在本市现工作、学习地所在选区参加选举。
归侨、侨眷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华侨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担任市政协的专门委员会特邀委员。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归侨、侨眷按照下列规定给予救济：
(一)符合本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依法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归侨本人，每月可以按照保障标准增发10%的保障金；
(二)对归侨、侨眷中的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未成年人等特殊困难低保对象给予照顾，对享受低保后仍有较大困难的家庭和低保对象以外的低收入家庭，有关部门可以依照规定给予临时生活救助或者专项救助；
(三)对符合条件需要进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的归侨、侨眷，有关部门可以给予优先安排。
第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归侨、侨眷就业提供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介绍以及就业援助服务。
华侨来本市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当在签订劳动合同后一个月内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其申请办理合法就业手续，领取就业证。
第十五条 在本市就业的华侨、归侨和侨眷，其社会保险的登记、缴费、待遇支付等，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办理。
华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持华侨本人的有效护照、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登记、缴费手续，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本人按规定缴纳。
灵活就业的华侨，可以持本人有效护照、南京海外留学人才居住证等证明材料，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手续。
第十六条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华侨、归侨和侨眷，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参保、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十五年的，按照有关规定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十五年。
在本市工作的华侨在达到法定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前出境定居的，其个人账户予以保留，达到法定领取条件时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七条 对困难的归侨家庭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需个人缴费部分，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适当补助；对其经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后仍难以负担的医疗费，及时给予适当救助。
第十八条 离休、退休、退职的归侨、侨眷获准出境定居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的离休、退休、退职待遇不变。委托他人领取养老金的，需要每年向原单位或者负责支付养老金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由我国驻其所在国外交(领事)机构或者所在国的公证机构出具的本人生存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 鼓励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在本市兴办、捐赠各类公益事业。公益事业项目的权属、用途、名称不得随意更改。
华侨捐赠公益事业的财产因特殊情况确需改变用途的，受赠人应当向捐赠人说明理由，并告知所在地县(区)侨务部门和原审批机关。
外籍华人、华侨、归侨、侨眷及其境外亲友投资兴办的企业，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对有突出贡献的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捐赠人，有关部门给予鼓励和表彰。
第二十条 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城市归侨、侨眷家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纳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供应范围。
因村庄和集镇统一规划建设，征收华侨在农村私有房屋的，征收人在补偿和安置时给予华侨与当地村民同等待遇。
第二十一条 因公共利益需要迁移华侨祖墓的，建设单位应当告知华侨或者其在国内的眷属，并给予合理补偿。迁移国家特别保护的华侨祖墓，还应当经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告知市侨务部门。
第二十二条 华侨、归侨应当遵守省、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规定。符合下列情况的，经申请并办理审批手续后，可以再生育子女：
(一)华侨与本市居民结婚生育，已生育子女均在境外定居的；
(二)夫妻均为华侨且一方原户籍地在本市，已生育子女均在境外定居的；
(三)夫妻均为归侨，回内地定居不满六年且只有独生子女，或者所生育子女均在境外定居的。
华侨与本市居民结婚，在境外生育子女数量不符合省、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规定，且该子女回本市定居的，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第二十三条 华侨子女在其国内监护人户口所在地就读义务教育学校的，按照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由居住地所在县(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学区划分的规定安排就读学校，依法免缴学费和杂费。
接收华侨子女的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式设立针对华侨子女的收费项目或者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华侨子女报考高等院校、中等学校，按照国家、省和市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性加分。
第二十四条 归侨、侨眷需要赴境外处分财产或者接受遗产、遗赠、赠与的，有关部门应当提供必要协助。
第二十五条 归侨、侨眷依法申请出境，所在单位不得作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规定。在获得前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入境签证之前，不得强令其辞职、停职、停薪、退学或者腾退住房，不得自行规定收取保证金、抵押金或者扣压土地权属证书和房屋产权证书。
第二十六条 鼓励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参与本市经济社会建设。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投资创业的需要，在政策咨询、资金扶持、信息需求等方面提供服务。
鼓励外籍华人、华侨、归侨科技人员采取兼职、咨询、讲学、科研和技术合作、技术入股、投资兴办企业等形式，来本市工作或者服务，并享受国家和市有关优惠待遇。
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在本市的投资、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害。对有突出贡献的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投资者，根据我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七条 鼓励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在本市开展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和著作权登记等活动，依法维护其知识产权申请人、权利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外籍华人、华侨投资者用专利、科研成果、专有技术等依法创办企业的，享受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有关政策。
经认定的外籍华人、华侨投资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依法享受有关税收优惠待遇。符合贷款原则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信贷支持。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高层次人才的联系、引进和服务工作。鼓励外籍华人、华侨、归侨和侨眷发挥人才资源优势，支持他们通过其境外亲友引进人才。
对本市引进的外籍华人、华侨、归侨中的科技创业创新人才，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给予企业初创、金融财税等扶持，并提供相关生活服务。
在本市工作的外籍华人、华侨符合海外留学人才居住证申请条件的，可以依据规定申领。
对来本市工作的外籍华人、华侨人才，有关部门应当在创业扶持、配偶就业、子女就读、通关等方面依据我国法律、政策的规定提供相应便利。
第二十九条 华侨、归侨可以依法被录用或者聘任(用)为国家工作人员；符合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公开选拔。
华侨、归侨在本市从事专业工作的，可以参加本专业职称资格评定，其在境外的专业工作年限和成果，作为专业职称资格评定的参考依据。
第三十条 市、县(区)侨务部门应当促进本市与海外华侨的文化交流，加强与外籍华人、华侨、归侨、侨眷中经济、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知名华人华侨社团的交流合作。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侨务部门应当做好华侨、归侨和侨眷权益保护的法律宣传、咨询、投诉受理和纠纷调解等工作，帮助外籍华人、华侨和归侨处理在本市创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二条 华侨、归侨和侨眷在国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向有关部门控告、申诉，受理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优先受理。各级侨联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华侨、归侨和侨眷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以及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
外籍华人经批准恢复或者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的，视为归侨。
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的具有中国国籍的眷属视为侨眷，其范围参照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第二、三、四、三十四条的规定仅适用于华侨、归侨、侨眷和外籍华人身份的界定，他们在国内的相关政策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
对“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理论思考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一、“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提出
（一）“第三者”概念的分析
笔者认为，所谓“第三者”，是指自愿与合法婚姻中配偶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
首先，“第三者”介入的是合法婚姻关系。
合法的婚姻关系的建立是配偶关系形成的前提。合法婚姻的成立须具备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即须当事人合意，达法定婚龄，不具备禁止结婚条件以及采取法律确认的婚姻取得国家或社会承认的方式。
其次。“第三者”是自愿与配偶一方发生婚外性关系的人。
“第三者”须出于自愿。如果有配偶的人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式强迫他人与其发生性关系，那么该人不是“第三者”。
“第三者”须与配偶一方发生了婚外性关系。这就排除了精神恋爱。精神恋爱，是指男女双方由于精神上的互相需求，以交谈、通信等方式保持联系，在意识上达成爱的共鸣，但未发生性行为或不准备发生性行为的一种纯精神上的恋爱。法律不调整纯粹的精神关系。
再次，“第三者”与同其有婚外性关系的配偶一方不以是异性为限。
也就是说，同性恋者也可成为“第三者”。无论同性恋是先天的、本能的还是个别后天环境造成的，无论我们的道德和意识是否接受它，我们都不能否认，同性恋作为社会现象是存在的，同性恋者作为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因此，与配偶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第三者”不以异性为限。
（二）“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主张及理由
“第三者民事责任论”主张用法律来惩罚“第三者”，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责任，要求“第三者”赔偿对无过错配偶一方造成的精神痛苦。
理由主要是认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侵犯了夫妻一方的配偶权。
配偶权为“合法夫妻间互为配偶关系的基本身份权，权利人享有专属支配其身份利益的权利，对方及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1]
侵害配偶权的违法行为就是以通奸、姘居、重婚的方式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利益受到损害 ，而违反配偶权保护法律的行为。[2]“第三者”插足的行为使合法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使配偶的身份利益遭受损害，破坏了配偶身份的纯正和感情的专一，给无过错配偶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甚至对生活绝望，走上绝路。
二、“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理论上的批判
（三）“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民法原理批判
配偶权不能够成为追究“第三者”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1、这是由配偶权的性质决定的
配偶权的性质是相对权。即配偶权是配偶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权利，有特定的相对人。
第一，配偶权不是配偶双方的对世权。
因为，“主体的联合并不能成为主体。”[3]虽然配偶双方都享有配偶权，但不能推论配偶双方共享一个配偶权。任何具体的或者说现实的配偶权，其权利主体只能是配偶一方，不能是配偶双方。
配偶权是对传统法律的夫权的否定，是夫妻平等权，是一种平等身份权。具体来说，是配偶一方因配偶身份而享有的在婚姻关系中和相对方地位平等的权利。夫妻之间如果在婚姻关系中存在任何人格上的不平等，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配偶权。夫妻平等权是人权在婚姻关系中的表现，是人权的婚姻形式。
第二，配偶权也不是配偶一方的对世权。
配偶权存在于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表现为夫妻平等。法律对配偶权的保障就是确认配偶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否则就是侵犯配偶权，受害方可请求法律救济。法律对配偶权的救济仅仅是禁止一方把意志强加于另一方，没有任何其他内容。任何要求确认平等地位以外的救济，都超出了配偶权的效力，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三，配偶权的效力不能及于“第三者”。
配偶权的效力是否及于“第三者”的问题，就是“第三者”是否侵犯配偶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是否有必要将某些间接损害配偶权的行为规定为间接侵权，或者说，某些间接损害配偶权的行为是否有必要从道德领域进入法律领域。
如果法律将某些间接损害配偶权的行为规定为间接侵权，配偶权仍然有特定的相对人，第三人只可能间接侵权，不可能直接侵权。因此，从根本上说，配偶权仍然是对人的，不是对世的，应为相对权。
2、这是由配偶权的内容决定的
配偶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第三者”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对整个配偶权的侵犯。
关于“第三者”侵权责任的客体应具体定位于哪项或哪些权利，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第三者”的行为侵犯了配偶一方的同居权；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者”的行为导致了配偶一方贞操义务的违反。但笔者认为，无论同居权还是贞操请求权均无法诠释“第三者”责任。
同居权，是指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夫妻性生活等重要方面。[4]同居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应的，对夫妻课以同居义务是为了实现配偶另一方的同居权利。“第三者”非配偶一方，既不享有同居权利，也不负有同居义务。将“第三者”作为被告，而其本身并无同居义务，又如何能以此为据认定“第三者”的侵权责任呢？由同居义务而衍生出“第三者”的责任根本无法谈起。
贞操请求权，是配偶一方要求另一方忠实的权利，亦即另一方必须承担贞操义务。[5]当“第三者”与配偶一方发生婚外性关系时，如果“第三者”未婚，对“第三者”来说，自不属婚外性行为，谈何失贞；即使“第三者”已婚，也只是对自己配偶方未尽贞操义务，不能成为侵害他人婚姻家庭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贞操请求权与同居权一样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只有配偶双方才有此义务。“第三者”在此问题上与任何婚姻之外的其他人一样，并非是义务的主体。民事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是以违反其法律义务为前提。既然“第三者”不负有贞操义务，那么以此作为“第三者”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也就不存在。其实，贞操义务的目标，即保持配偶身份的纯正和感情的专一，这只是一种道德义务，各人的评判标准不一，并不适合法律调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配偶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其不能作为“第三者”承担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二）“第三者民事责任论”的法哲学批判
1、法律不是推行全部道德的强制工具
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6]社会有权利对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但是它并没有权利在所有的情况下使用法律武器去强制实行它的道德判断。法律干预道德，强制实施道德，是应当有一个界限的。我们应当如何来确定这一界限呢？
笔者认为，在道德领域应划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公共道德是那些对任何社会的存在都是不可缺少的限制和禁令，如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暴力等；私人道德则非属于维系社会存在所必需的部分，如有关私生活领域、情感领域的道德。法律的触角边际应止步于私人道德领域。
这是因为，私人道德观念的变化，并不必然威胁社会的生存，这方面的“越轨”行为不可能瓦解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偏离夫妻忠实的行为并不能导致夫妻忠实这个道德法典的改变。我们不能断言任何道德的变化都会危害社会的存在，正如我们不能断言一个人的出生或死亡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一样。
规定配偶权，无疑是法律将触角伸入人们心中的天秤、自律规则甚至情感世界，以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序良俗的轨道。法律超越了其不应超越的道德底线，成为了强制推行个人道德的工具。那么我们的私法，是可以张扬个人权利、个人价值、体现个人本位、重私权的，还是多禁忌、多教化的？我们的社会是否浮躁、丑恶到了要用法律来约束良心、感情，强制由爱而生的忠诚的时候？
2、法律不能强制由爱而生的忠诚
婚姻是以感情为伦理实体的，虽然法律所要调整的是权利义务，而不是人类的情感，但夫妻忠实义务毕竟不能脱离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
婚姻是个人的社会行为，它应该属于个人生活的范畴。调整婚姻关系的婚姻法属于私法，私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私法自治”，即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应该由个人去自由地创设，法律只有在当事人就其矛盾不能自行解决时才出面予以解决，国家权力是不会主动介入的。
笔者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婚姻法的主张，就是在企图用国家的权力去为个人设定权利义务模式。夫妻之间的忠诚说到底是属于情感领域的内容，情感问题又恰恰是人最难把握的，我们又如何能用法律手段去加以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