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尴尬、成因及对策/韦群林

韦群林
　　

　　一、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律师执业过程中挥之不去的尴尬

　　作代表权利并充分表达权利、有效制衡权力的“社会法律监督者”， 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取代、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律师通过发挥其作为社会生活的“先知者”与“润滑剂”、经济建设的“促进者”、依法行政的“加强者”和法治建设的“完善者”等几个方面的作用，实现其“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职业使命。

　　和古代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侠客”不同的是，就其职业行为特征而言，律师所要表达的是当事人的权利，表达的前提也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当事人的委托，离开了对当事人表达自身权利行为的代理，律师表达权利、制衡权力的行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而沟通律师与当事人委托关系、构成律师代理行为合法性的文件恰恰就是当事人聘请、委托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

　　这一份份看似平常无奇律师代理合同，对于合同双方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委托代理合同意味着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信赖、信任，意味着自己权利的托付以及最大的实现可能；而对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而言，特别是对于具体承办律师个人而言，委托代理合同则意味着自己职业使命的诞生，意味着众多自己从“社会法律监督者”选手中脱颖而出，有机会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可见律师代理合同不仅是连接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纽带，更是沟通律师维护法治、实现正义的职业宗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桥梁。

　　然而，令律师行业感到尴尬的是，本为当事人权利奔走呼号、本应获得当事人最大信任和尊重的律师，却频频被当事人推上法庭，充当种种案由的被告。 如认为“辩护律师未尽责”而引发的死刑犯母亲状告律师案； 因官司败诉而引发的委托人状告律师事务所要求返双倍律师费案; 因涉嫌双方代理而导致的当事人状告律师“拿着这边吃那边”案； 认为律师不履行合同义务而状告律师“收钱不辩护案”； 甚至于当事人为得到妻子不忠的证据，委托律师调查，结果律师无法取得证据，便将律师送上法庭； 以及曾一时轰动中国律师界的恒积大厦状告上海建纬律师事务所的因律师事务所过错责任而被索赔2240万元案（最终上海高院终审判决建纬所应将收取的240万元悉数返还恒积大厦）。

　　这些状告律师的案例向我们展示，当事人状告律师案例早已不再新鲜，并且似有上升势头；当事人状告律师，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谨慎从事，而是不管有理无理，先告了再说；新闻界、甚至个别法官推波助澜，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司法判决、原告诉讼并不成立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上一通“办案法官对记者说……虽然败诉，但是，刘先生状告代理律师事务所一案说明百姓法律意识在日益增强，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此举对推动律师事务所更为诚信地为委托人服务有积极意义”的感慨； 重视管理、知名度大的律师事务所也难以幸免，如恒积大厦诉建纬所案就是如此。

　　从律师与当事人代理合同纠纷解决的渠道来看，除了诉诸法院以外，双方协商、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部门投诉而获得解决的律师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也不在少数。换言之，因律师代理合同的订立、履行而产生的纠纷可能远比人们一般感觉的数量要多。曾经有一位资深律师戏称，如此发展下去，将来专门代理当事人状告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律师恐怕也会成为我国律师发展的一个“专业方向”，因为国外就有这样“专吃律师的律师”。

　　诚然，有权利就会有权利的碰撞，所以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一方面难以避免，即便是属于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尴尬，也往往是难以彻底避免，或者说是挥之不去；但是不断攀升的纠纷，以及这些纠纷通过正规的新闻渠道或非正规的社会传闻扩散而形成的社会对律师执业效果、能力、诚信甚至律师存在价值方面的疑惑、质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又是律师业界所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的问题。

　　因此，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寻找避免或应对纠纷的对策，应该是律师行业管理、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以及律师明智地代理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二、律师代理合同纠纷成因浅析

　　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很多，可以从不同角度、或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多种类型划分，如从纠纷产生的阶段来看，可以划分为代理合同履行前、履行中和履行后纠纷；从引起纠纷的过错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过错、当事人过错、混合过错以及无过错纠纷；从投诉动因来看，可以划分为律师启动以及当事人启动的纠纷两大类型，而后者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主张权利型、报复型、迁怒误解型、追求轰动效应型纠纷。下面就最后类型的划分展开讨论，以便弄清律师代理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律师启动的纠纷

　　一般来说，当事人所要求律师代理活动的不合法、提供证据材料虚假、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或律师办案所需其他合理费用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律师启动合同纠纷协商、调解等纠纷解决程序，要求支付费用或解除合同（或者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达成合意而订立合同），纠纷也极有可能无须诉诸法院即告解决。

　　真正让律师耿耿于怀而非将当事人推上法庭不可的，往往是当事人不依约支付律师报酬而引起的律师代理合同纠纷。出于律师职业谨慎考虑，此类纠纷见诸新闻报道的并不在多数，或者虽然报道，可能是人们对于各种赖债行为，包括赖律师费在内，早已“波澜不惊”之故，于是按“狗咬人不是新闻”的行业文化，记者们往往也无太大兴趣对律师起诉当事人的案例进行太多热情洋溢的报道。

　　（二）当事人启动的纠纷

　　通常当事人比律师更容易启动代理合同纠纷处理程序，特别是非诉解决程序，如到事务所投诉承办律师、到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就通过诉讼程序起诉律师（事务所）而言，下列原因都可能成为诱发起诉的动因：

　　1、主张权利

　　总体上说，律师（通过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不排除个别律师（甚至非律师）借律师代理合同，收取律师费后不履行代理职责。包括（1）因繁忙、懈怠或漠视当事人权利等缘故而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代理义务；（2）因业务水平局限或判断失误、行为不慎而错误地履行代理义务；（3）误导当事人对可主张权利数额的期望，致使当事人陷入在法律必然败诉的诉讼，导致诉讼费、律师费等方面的损失；（4）错过上诉期、诉讼时效，导致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严重下降或丧失；（5）承办律师身份存在问题，如以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充当律师；以其他非律师人员冒充律师；或者以一般资历的律师充当合同明确约定、当事人指名的资深律师；（6）丢失重要证据或全部案卷；（7）其他因律师违法、违约或过错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形。

　　2、报复

　　如果说律师的过失违约行为可能导致当事人通过正常合法渠道解决代理合同纠纷的话，那么律师的故意违约行为则极有可能遭致当事人的愤恨，引来不同渠道的报复，诉诸法院可能是最文明、最有利于律师（事务所）的做法了。主要原因表现为：（1）律师标榜某种特殊身份或承诺作为普通律师所不可能达到的办案效果，但订立合同、收取费用后当事人发现上当；（2）律师违反约定或法定的保密义务，或者违背社会一般公认的诚信水准，漠视甚至出卖当事人的利益。

　　如某律师事务所在担任某建筑企业法律顾问期间，获得当事人的一些业务资料。后在该所律师代理的其他案件中，利用这些业务资料作为证据，导致该建筑企业及关联企业利益严重受损，从而导致顾问合同履行后的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纠纷。尽管律师事务所也进行了一些法律形式上的辩解，但当事人认为律师诚信低下，事发后态度还十分恶劣，于是采取了当着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面打事务所主任耳光、以粪便涂事务所主任家门等过激手段对律师（事务所）进行非法报复，事务所主任之妻受刺激住进精神病院，一时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

　　3、误解及迁怒

　　细心观察一下委托人订立代理合同时的表现，不难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即不少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并没有认认真真研读代理合同文本即签字盖章；而律师方面在谈论所托具体法律事务办理构想以及吸引当事人达成合同方面表现积极的同时，对律师代理特点（如律师交付的只是符合勤勉谨慎的代理行为，而不是当事人期望的有利代理结果）、法律事务承办风险（由于形成裁判结果的因素复杂，我国诉讼可预测性极差，律师根本无法保证当事人最终获得的就是依法应获得的诉讼结果）、委托期限（究竟是一审、二审还是执行阶段）等等问题缺乏真正深入的告知与释明，造成当事人对代理合同的误解与误读，从而导致不必要的代理合同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 等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央统战部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节录）

1975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央统战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1975年9月9日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邓副主席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以上的3000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10月16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统战部联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法院、统战、民政四个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党中央的指示。会议认为，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安置就业，是毛主席的改造罪犯政策的胜利，是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另外，在劳改单位中还有一批刑满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也应作相应的转业安置。
会议制定了如下实施方案，要求于1975年年底基本完成。
一、（略）
二、做好释放工作和安置的准备工作
（一）对拟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名单，除中央已经核定的以外，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批核定。12月上旬，将准备释放和转业安置的人员由各省、市、自治区分片或就地集中，组织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总结个人改造收获，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在集中教育期间，要同其他犯人，就业人员分开食宿，适当改善伙食，并进一步摸清他们的家属情况，做好释放和安置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12月中旬，各地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共同召开释放大会，宣布被释放人员名单，宣布给予公民权，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局的释放证。在释放大会上，由负责人讲话。对被释放的监外就医的犯人，委托当地法院和公安机关宣布宽大释放，发给裁定书和释放证。
对转业安置的留场就业人员，由公安局召开会议，负责人讲话，宣布有帽子的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发给《转业证明书》。
在对被释放和转业安置人员的讲话中，要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世界观，为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并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并提供方便。
（三）给释放人员每人发一套布棉衣、一套内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袜（鞋帽根据需要酌发单的或棉的）、100元零用费，并发还为他们保管的财物。给转业人员每人发一套布罩衣、一条棉毯和100元零用费；本人棉衣、被褥破烂，添置有困难的，可给予补充。
按集中地举行会餐一次，由有关负责人出席，以示欢送。
（四）组织被释放和转业安置的人员在本省、市、自治区内参观学习。按起义投诚对待的人员，由统战部门组织参观学习。对台湾和海外影响较大的人员，集中到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便宴一次，组织参观。来京人员的名单和时间，待有关部门研究后另行通知。
（五）对被清理释放人员在劳改中形成的档案材料，统一由原管押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集中保存，另按人头写一简要单行材料，交给安置地区县以上公安机关。
三、做好转业安置工作
（一）安置的地区，原则上有家的回家。在城镇和农村都有家属、子女的，尽量安置在农村。无家可归的，根据自愿，可以回原籍农村，也可以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家在新疆、内蒙、黑龙江和广东、福建、云南等沿边沿海县以及军事要地的可在本省、区的内地安置。属于向青海、新疆、黑龙江等省（区）移民性质的调犯和已在劳改场所安家落户的人员，原则上就地安置，并鼓励他们把家属接去，可以在农场落户。本人安排在城镇的，其原在农村的家属，不要迁往城镇。凡转别地安置的，由原管押地区派人移交给有关省、市、自治区。
关于户口和粮油供应转移手续，由安置地区按照规定，负责办理。
（二）凡有劳动能力和一定技能的，要安排适当的生产劳动或其他工作，实行同工同酬。安排为职工的，包括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准予增加劳动指标。凡丧失劳动能力、家庭赡养有困难的，原则上要养起来，由民政部门根据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给予补助。对因公致残人员的补助，按规定办理。
（三）原国民党省将级人员中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由统战部门酌情安置工作。县团以上人员中，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在安置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照顾。
（四）愿意回台湾的，经本人申请，由公安部、统战部研究处理。
（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统战部成立清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公安部），负责跨省（市、区）安置的联系工作。
（六）释放安置工作完毕后，各地要将省将级人员的单行材料和县团以上人员的简况表，分别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统战部备案。
四、经费开支
清理释放工作所需经费（包括就业人员集中教育期间的伙食费），由各省、市、自治区在劳改业务费中开支。所需物资及粮票、布票等，由商业、粮食等部门供给。安置后由民政部门用于这类人员的经费，均列入财政预算。
五、宣传报道
在宽大释放工作完成的时候，发布新闻。关于报道和宣传工作，请新华社制定方案组织实施。
六、组织领导
建议释放安置任务较大的省、市、自治区，在党委领导下成立释放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班子。领导小组由省（市、区）的一位领导同志挂帅，公安、法院、统战、民政、劳动、宣传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要制定具体的释放安置计划，组织各有关部门实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要互相配合，密切协作。
各地要乘这次清理工作的有利时机，对在押犯人普遍进行一次教育，促进他们的改造（教育提纲另附）。同时，要注意了解社会动向，对由此影响所及而出现的各种问题，要调查研究。对近年来随劳改单位成批移交给国营企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就业人员的摘帽子问题，应当着手调查研究，比照这次清理的原则精神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