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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涉外合同的界定以及法律适用方法入手，阐析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三大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尽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有待于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得到解决和完善。
【关键词】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发展趋势

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之探讨，一直是我国国际私法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与关注点。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广泛吸收当代国际私法先进理论、成功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并充分总结我国30年多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就民事主体、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构建起我国较为系统、全面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堪称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在“第六章 债权”中，该法对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中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废止。法释[2007]1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2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等指导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补充和完善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细化，且较好地处理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从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尽管各法在具体规定上存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均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等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下面予以具体阐析。

1 涉外合同的界定

涉外合同，顾名思义，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所谓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何谓“涉外因素”，以往的司法实践一般根据《民通意见》第178条的规定从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主体、法律事实和客体）角度予以考查。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对“涉外因素”的构成标准与《民通意见》保持了一致，其中第304条从程序法的角度对如何认定“涉外民事案件”作出了明确规定，亦即只要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属“涉外民事案件”。作为我国第一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单行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对如何界定“涉外因素”没有作出规定，但结合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方面，不再仅仅强调国籍这一连结点，进一步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连结点。依此，2012年12月28日发布、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在《民通意见》、《民诉意见》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主体方面增加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定，并于第(五)项设定了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故根据《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1)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2)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3)合同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4) 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或者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5)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的其他情形。

2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

在讨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前，有必要事先对法律适用方法进行简单讨论。从世界各国已有的国际私法理论看，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大体可以划分为统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不分合同种类统一采用一个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与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三组对立的方法。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上述方法不是相互孤立而是交错存在的，由于国际私法上合同关系的复杂性，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世界各国普遍运用综合方法解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在具体解决运用时，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采用分割论，有机结合适用主观论和客观论，并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即将合同划分为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买卖合同、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不同类型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或者将某类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如合同成立与效力、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合同形式、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等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我国亦为如此。具体说来：

2.1 涉外合同分割与准据法选定

从涉外合同的分割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当事人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法律适用法》在“第六章 债权”中，单列了第42条和第43条，对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了分别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从《法律适用法》的条文设置、规范安排来看，我们可知，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除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外，一般合同争议均应依《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确定法律适用原则，即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双方协商一致选择的法律，但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法律无效时，合同争议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这亦是本文要详细讨论的基础性问题。

2.2 涉外合同争议的外延

关于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即合同争议涉及的外延问题，《法律适用法》没有具文规定。《法律适用规定》虽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废止，且废止理由为“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但其中对于《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之事宜的相关内容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依《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综合《合同法》、《民法通则》、《法律适用法》第12条及其《法律适用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规定，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第41条所涉及的合同争议应与《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一致，也不包括合同形式问题和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
关于涉外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2款进一步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关于涉外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该款关于合同形式多样化的规定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立法方向的。也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普遍主张涉外合同形式问题适用或者选择适用合同履行地法或者合同签订地法。对于此问题，我国法律虽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认为应适用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也以合同签订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为适用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条就充分体现了对合同“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该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10条第1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从《法律适用法》第41条文义来看，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我国主张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同时，《合同法》、《民法通则》、《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法律适用法》其他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又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3.1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主观论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既然可以按照其意志自由地订立合同，当然也有权力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这一原则最早见于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巴黎习惯法评述》，自18世纪始便为多数国家立法和实践接受，现已成为当代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在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选法作用，并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采纳。
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宣示性条款，规定在总则中(第3条)，体现了该法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第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除传统的合同领域(第41条)外，在委托代理(第16条)、信托(第17条)、仲裁协议(第18条)、夫妻财产关系(第24条)、协议离婚(第26条)、动产物权(第37条)、运输中的动产物权(第38条)、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一般侵权责任(第44条)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第50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第49条)等领域，均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是其法律适用之首要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1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其他相关法律的相关条文规定也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确立意思自治的首要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亦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要遵守合法、诚实信用、善意等基本规则，同时要受到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3.1.1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国际社会普遍肯定明示选法，而对于默示选择，存有不承认、有限承认和承认并允许法官在审理时推定当事人的意图三种态度。在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传统的国家中，对待默示选择问题多持有限承认或者承认之态度。
我国《法律适用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第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从上述条文内容看，我国司法实践在选择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方式问题上，除明示外，也采取了承认默示选择的态度，只是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意图时，需要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作出判断：(1)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选法合意；(2)当事人双方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主张权利；(3)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由于《法律适用规定》因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而为法释[2013]7号所废止，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上，《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从文义解释，该条实际上否认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肯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效力的做法，即我国不承认默示选择，当事人要选择涉外合同适用的法律必须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明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第3条置于《法律适用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从立法精神看，显然其作用不在于实践中的直接运用，而为彰显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故当事人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除强调明示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外，实践中采取的承认默示选择的做法应继续沿袭采用。这一论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出台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法律适用法》第3条除强调原则上以明示方式进行选择的限制条件外，还强调另外一个基本限制条件，即要“依照法律规定”。这一限制条件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法律不允许选择的领域内，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比如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3条直接规定应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应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那么，就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而言，争议发生后，关于劳动合同，当事人就不能对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只能依照规定依次地适用法律；而对于劳动合同、消费者合同之外关于法律适用规则的合同其他领域依第41条规定则是允许当事人作出法律选择的。
(2)在法律没有涉及或者规定的领域内，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这一内容体现在《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6条规定上，即：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3)在法律允许选择的领域内，不得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内容体现在《民通意见》第194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1条等规定上，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3.1.2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我国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其基本态度是：通过冲突规范即法律适用法援引适用外国法时，只适用外国的实体法，排除反致和转致的适用，以增加准据法确定中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如《民通意见》第17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法律适用规定》第1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这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这是我国立法上对反致作的首次明确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相契合的。
在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中，或者说当事人选择的实体法是否要与合同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联系，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有限论和无限论之争，前者注意到了预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情形，主张选择的实体法只限于与合同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律，后者则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任其合意选法，以顺应频繁的自由贸易需求。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自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废止。法发[1987]27号，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始，对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就未作任何限制。《法律适用规定》也是如此。《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仍继续坚持了这一意见，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3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
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的第三种力量探析

李长健 伍文辉


摘要：社会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其中文化发展是重要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以文化内在张力为基础，外拓农村文化的承载力，以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动力，并逐步形成先进文化与支流文化相融合的“一体多元”文化体系。我国农村文化长久积淀，其封闭和滞后等特性致使创新动力不足，社会第三种力量应运而生，并为农村文化发展创新价值理念与运行机制，以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价值实践。
关键词：新农村；农村文化；可持续文化动力；第三种力量；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丰富内涵，其中农村文化建设正日渐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农村建设与新农村的要求差距较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已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显著的矛盾之一。解决这一矛盾，需要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长效机制的建立，社会第三种力量[①]激发政府与市场的合力，进行农村文化创新。第三部门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创新动力，实行文化宽容，进行文化整合，以求在实践中贡献文化的价值。既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又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加强城乡之间、国内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先进文化的形成。
一、文化冲突与外发：第三种力量解构农村文化的文化动力
泰勒认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文化作为综合概念，是社会传统的沉积，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主要有内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隐性文化和外化于社会之中的显性文化，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力”概念最早见诸于日本，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在日本得到验证。农村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农民行为为基础逐渐形成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边缘性和落后性，因此我国农村文化动力具有区别于城市的自身特点。社会是矛盾的统一体，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不断从一个问题走向另一个问题，从一个矛盾走向另一个矛盾，在这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社会进步的力量，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古典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形态代代相传，历久不变，这种“闭固性的风格”在社会高速发展中产生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因此，我们需以内涵和外延的综合视角，解构农村文化动力，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发展之道。
文化是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动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因此在解构文化动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动力的内涵予以明确，特别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加以理解。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可循环的有机整体，除内含文化动力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文化内在张力、文化承载力、文化发展力。首先，内在张力和承载力是文化发展的内涵基础。文化的内在张力和承载力属于两个不同层级，内在张力在文化发展起基础作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积极的体现文化的宽容度和吸纳能力。承载力则是静态的概念，具有相对确定性和被动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去粗取精、自我发展的优秀传统，是一个能够保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广泛吸收、融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系统，具有宽阔的胸襟，能充分吸纳先进文化并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应明确文化张力和承载力需要依赖于一定外部环境，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落后的经济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传统文化张力的发挥，从而产生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与短裂。其次是文化动力。文化，产生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反哺予社会生活。从深层次考究，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社会发展进路、社会规则的制定等。文化动力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正动力和抑制社会发展的负动力之分。我们应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正动力外发成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使文化负动力转化为协调力，从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间接动力，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从文化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究，应在此基础上形成可持续文化动力。
现代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新陈代谢，是中国传统的合理的保持下的更新，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动力的可持续发展。从文化角度考虑，中国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虚无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传统继承和发展之上，现代与传统之间没有一个楚河汉界，传统与现代实是一“连续体”，因此我们不应、也不能完全铲除传统。[1]最后是文化发展力。从文化动力到文化发展力，既需要文化动力的内在优化，又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我国正努力进行先进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为引导力，促进社会发展，就体现了文化发展力。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四个层级，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有机整体，文化承载力和文化张力明确了文化的融容度和吸纳能力，从而加速文化正动力的形成，促进文化发展力的生成。而文化发展力又能拓展文化的承载力，外发文化的内在张力，逐步形成文化可持续动力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文化所影响的农村乡土自生秩序逐渐受到现代社会秩序的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主要包括：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②]如何引导使之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目前，在现实中我国农村文化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秀文化遗产流失，封建落后文化复兴，文化交流融合缓慢，农村内部文化组织松散，农民文化自主创新不够等。传统政府力量无法在广大农村设计出文化进步的捷径，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社会时，往往倾向于“中位选民”的偏好，不可能在质和量方面满足各方面的需求。社会多样性的发展，人类价值观和需求的多样性，传统第一种力量无法单独满足这种多样性需求。市场能力更是无法完成。萨缪尔逊（P．A．Samuelson）认为，“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竞争并不能够提供市场机能充分运作的法则，因而造成所谓“契约失效”的问题。目前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力量，即第一、二种力量，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显得动力不足，无法形成强大合力，需要在文化冲突中形成外发力，需要在农村内生出全新动力，并对各力量进行重新组合。社会第三部门以公益性、民间性、志愿性为特征，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参与，发挥人们互助性和利他性，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意识。现实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主体行为无法发挥最大效益或取得满意绩效时，可以考虑改变其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进行战略组合。农村的松散个体农民无法在农村文化创新中发挥最大作用，可以考虑进行组织合作，农村社会第三部门以农民为主体，改变单个农民行为方式，以增强农村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为了发挥农村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动力作用，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以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自主创新“一体多元”的中国特色农村先进文化体系。
二、文化宽容与内生：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原创性资源
文化创新应具有四个条件：第一是创新的动力。没有动力的文化创新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是创新的资源。创新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第三是创新的机制。促进各种创新元素有效地运作起来，形成资源整合；第四是创新的价值。创新的价值应当具有可感性，并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利益。文化冲突并外发创新动力，文化宽容创新农村文化原创性资源，文化宽容为农村文化创新丰富了内涵和价值，促生社会第三种力量，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反过来，第三种力量又能为文化宽容和外发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形成了内生与外发的完美结合。中国文化是一种以道德精神为本源的人性“本善”文化，故而可以通过教化内在地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论述到“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中西文化的分水岭”[2]。文化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的，而互动会导致人们修正自己的行为，就必然包含着为别人着想的意识，包含着从互动中实现双赢的意识。当前社会是一个冲突不断、日新月益的社会，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具有多元不足、整合不够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进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建设应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原创性创新，以建立长效的促进机制，包括内涵的丰富、价值理念的升华、作用力量的内生和作用机制的创新。
第一，文化内涵的丰富。人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现代市场建构的基础是对各种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假设。随着社会发展，“经济人”仅仅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假设、一个对人类道德“零值”的预设，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验证。现实要求人类逐渐从传统的“经济人”上升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这种人性升华的过程中具有层次性，“道德人”属于人的基本本性，随着社会化的发展“社会人”成为人的本性假设，而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需要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公益人”便浮于现实中，并呈现出愈渐壮大之势。同时，人的利他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人和其他生命物种进化中得到表现，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在现实生活不断丰富了文化内涵。
第二，价值理念的升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效率和功利的经济价值观；二是认同崇尚自由竞争的行为价值观；三是尊重个人独立和追求多元价值的权利价值观；四是形成普遍认同的公正价值观念，即在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之间达致某种平衡。这四个方面具有实现层级性，个人权益与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是社会最高层次，使社会人利他性最大发挥。
第三，作用力量的内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多样性需求，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方式是让更多人参与文化与学术的研究和竞争，需要一个文化发展的载体，为文化创新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社会第三部门发展将成为这种需求的全新载体。第三部门以公益性和志愿性为特征，以奉献为活动价值取向，在此氛围下，第三部门的活动促进了社会捐赠、义务劳动等社会志愿活动的展开，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近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四种途径：法定途径、商业途径、非正式途径、志愿途径，志愿途径主要依靠介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提供特定服务来实现。[3]志愿途径的积聚满足了人类的时代需求。第三部门可以有效沟通城市与乡村，既可以积聚农村内部的松散资源，又可以创新和拓宽外部捐赠等公益性资金的输入途径。第四，作用机制的创新。马克思指出，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它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时，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机制的创新包括多方面：市场机制的完善、第三部门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文化动力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协调创新等，农村文化创新力量的发挥依赖于相关机制的有效运行。
当然，文化宽容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创新，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并不是主次不分，而是按照“双百”方针，以主流文化为主导性文化动力与支流文化辅助性文化动力形成的“一体多元”有机整体，从而形成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导向的可持续文化动力体系格局。总之，第三部门既是文化宽容的重要载体，又的能够创新农村内生资源，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农村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
三、文化整合与创新：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运行机制
广大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文化处于相对边缘、落后和封闭的状态，吸纳先进文化的能力不强，多元共存、分化不足、整合不够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主要特征。促进农村文化创新，寻求在农村社会中促使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必须整合各方资源，包括文化动力、环境力和制度力的协调整合问题，从而创新农村文化运行机制，实现农村文化的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一，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理念的创新。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为原则，以先进文化为引导方向，坚持以民为本的创新理念。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农村，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落后、愚昧、盲从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难以彻底消除，必须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农民自身的实践进行文化创新。同时，我们应明确创新的服务宗旨，根本性问题是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农村文化创新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我国实践中，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生力军。因此，我们必须以民为本，以广大农民为出发点和归宿。先进文化需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人治思想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变目前落后的状况必须以尊重和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实行依法治国，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促进我国先进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组织的创新。改革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以“民办官助公督”为基础，以“国投官办民参”的先进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建设思路。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包括：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等。”这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要形成农民自己的特色文化，应创新文化价值观，丰富文化内涵，体现科学性，增强社会认同感。科学性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特征，以科学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文化以成为先进文化的先导。科学文化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几个方面，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科学的创新理念和价值取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政府行为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的逐渐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对抗式矛盾，政府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性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回馈或让渡部分权益给社会，让社会有能力自己承担起社会发展的主体责任，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政府作为传统力量应逐步从具体管理中退出，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让农村内部形成创新环境，以城市带动乡村，促进城市和乡村的文化资源整合，[4]从而建构和谐新农村的全新组织载体。
第三，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运行机制的创新。逐步建立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法律为保障是运行机制创新的目标。农村文化通过历史的因袭而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应寻求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社会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环境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人文历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更应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新点。在实践中，我要努力发掘农村的村落文化，树立农村品牌文化，对外可以扩大影响，对内可以促进凝聚力；[5]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大力推进特色文化建设，推动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逐步形成“一体多元”的农村文化新格局。农村文化创新实践还应以法律为保障。首先，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家”的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舍己为家的意识浓厚，个人权利意识淡薄，这也是农民权益屡受侵犯，农民自主创新能力差的原因之一。其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建立现代制度，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序的市场运行。最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其一，文化资源保护法律的健全。目前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正不断遗失，而且创新的知识产权也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相关法律制度。其二，第三部门的法律规制。目前，我国对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立法尚未出台，需要进一步用法律来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其三，农村文化资金管理法律制度。政府财政对农村文化坚持的支持在逐年加大，但成效不够明显。社会力量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支持建设农村公众文化事业，加强这些资金的监管，促进效益最大化。
第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整合创新。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价值的引导和民族的粘合剂，其作用不仅停留于满足人们精神上的愉悦，而是已体现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为此，我们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创新。首先，文化动力与环境力的整合创新。文化发展与环境密切相关，文化主体的文化创作对环境的影响也日渐加强，同时环境对文化发展也发展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与环境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即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借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是人类主体文化活动得以进行的天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统一体。[6]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环境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环境力，正如《文化部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在搞好西部再造山川秀美工程的同时，要重视西部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做到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并举。”其次，文化动力与市场力的整合创新。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按市场规律进行配置，文化资源也应以市场为基础，在市场中体现价值，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就必须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最后，文化动力与制度力的整合创新。制度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良好的制度能保证文化动力的有序。社会制度同样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制度力，在和谐理念指导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制度力与文化力、环境力能形成有机整体，能促进文化正动力的发展，抑制文化负动力的负影响。
四、文化贡献与和谐：第三种力量实践农村文化的创新价值
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农村文化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文化包括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隐性文化隐含于社会生活之中，并影响和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显性社会文化，产生文化动力，因此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不仅要创新隐性文化，提升人们的意识、价值观和道德观，还要使隐性的文化在现实生活实践，创设先进的显性文化。同时，创新农村文化要产生社会价值，具有可感性，并能真正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利益。国办200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规范农村文化市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对人们意识、习惯的改变，到人性的升华，社会资源的积聚，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制度的完善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笔者认为，第三种力量对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贡献在现实中体现为“五个创新”，即内涵、动力、环境、机制与实践的创新。
第一，创新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价值实践，丰富农村文化内涵。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影响的价值观、社会意识、习惯等不同，文化内含的价值理念也具有多样性。首先是人性的升华。从起初的“自然人”，再到“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实现了层次上的逐渐递进。其次是社会利他性的发扬。这种人的利他性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使人性价值得以体现。再次是现代法文化的形成发展。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在法治环境下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法治”资源，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范式无法生成现代法文化，培育农村现代法文化应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涵。最后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创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形成背景和涵盖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但相互之间互补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第二，创新农村文化的动力组合，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生成发展。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有机体，其生成和发展以农民创作为基础，而目前松散农民的单个行为无法形成强大合力，政府与市场又无法满足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的需要，第三种力量应运而生，为农民创造提供载体，协调了政府与社会存在的某些对抗关系，激发了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合力。
第三，创新农村人文生态环境，促进文化力与环境力的整合与和谐。文化发展需要在社会中实践价值，良好的环境是文化实践的条件。农村文化建设应注重文化力与环境力的发展，既要注重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又要加强人文环境建设，以保持良好的农村文化生态环境。第三部门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绿色环保组织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作用、农民合作组织在协调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等。
第四，创新农村文化促进机制，完善农村文化运行体系。体系包括价值理念、主体、行为方式、制度等要素的有机体。第三种力量从丰富农村文化的价值理念，到创新动力的解构，再到主体创作方式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都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应以农民的主动参与为基础，以农民组织为组织载体，以提高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制度为保障，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运行机制。第五，创新实践模式，促进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三个基本方面着手：首先，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人是因素是发展的关键因素。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人才是发展农村文化的关键。目前，农村文化人才匮乏，工作质量低下，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部门的发展能促进文化活动的组织性，很好的连接城市与乡村，统筹城乡文化人才开发，促进文化人才交流，“文化下乡”和“乡戏进城”就是很好探索。其次，推动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活跃农民文化消费。农村文化产业目前非常薄弱，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村文化市场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文化消费正逐步在农民生活消费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对文化经营者和服务者进行管理，并对文化产品价格进行差别管理。创新农村文化产品网络，改变农村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以第三部门为纽带，把农民的消费需求反映出来，把各种农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及时送到农民身边。最后，促进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维护农村文化安全。文化具有特殊性，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意识形态和公共管理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化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文化具有二重属性，它在繁荣文化的同时，也难免会带有逐利性等特点，歪曲先进文化本质的现象，如失之管理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应坚持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引导，防止其异化，维护农村文化的安全。
结束语：文化是社会的血液和灵魂，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涵。目前，我国农村文化正处于“文化矛盾凸显期”和“文化发展战略机遇期”，应整合社会力量，走出农村文化的冲突困境，构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第三种力量为农村文化的发展进行资源的原创性变革，包括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城乡文化交流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并与其他各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实现文化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贡献。


注释：[①]第三种力量，即第三部门，有人也称之为“社会中间层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经济”等，其内涵所指称的范围几乎一样，本文中主要使用第三种力量、社会中间层组织、第三部门是同一内涵的概念。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民间性、公益性等特征。在我国农村社会的第三部门组织，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文中所提第三部门，并不仅指农村内部的第三部门，还包括已经城市发展较完善的第三部门在广大农村的拓展。笔者认为应是各类组织协调发展、综合促进，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业行业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文化艺术协会等。
[②] 文化冲突在现实中的表现如：先进的法文化受农村传统习惯影响无法植根于广大农村，先进的显性制度也无法在农村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甚至在实践中往往让位于农村内部传统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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